的陈世吉大夫。当他看到病历上梁思成三个字时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蔑视他，而是低声地向他的助手说：“他是一个建筑学家，常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他仔细给他检查，并找了几位大夫来会诊。整整一上午，我看他们反复地听着量着，看着各项检查的结果，低声地议论着，我紧张到了极点。最后陈大夫把我找到一边轻轻他说：“他的病情很危险，最好是住院，看来清华的‘红卫兵’是不会同意的。这样吧，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后你不要再带他来了，这么大的活动量随时会出危险，必须卧床。家里有血压表吗？”当他知道我们有血压表、听筒和注射器时很高兴，要我每天给他量血压、数脉搏和做好记录，并详细地告诉我那些药的服用方法及注意事项。他特别叮咛我千万要防止感冒。从此我不仅是他的妻子，保姆，理发师，又多了一项职务——护士。这样我一直保持和北医三院几位大夫的联系，直到周总理直接过问了他的情况，把他送进北京医院。

    1967年清华的文革领导小组通知我，限三天内全家搬到北院一间24平方米的房子中去（这是1966年以来第三次搬家）。1967年的2月，寒冬还没有过去，我去看了那间24平方米的房子，一进门就便我不寒而栗。阴暗潮湿的房间，因为一冬没有住人，墙上、地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霜，这对他的健康将带来致命的后果。我们又一次卖掉“多余”的家具。最苦恼的是大量的书怎么办呢？我把一部分贵重的建筑书刊整理出来，请求暂存在建筑系资料室。文革小组的那个人瞪起眼珠怒视着我说：“把资料室当成你们家仓库？不行！”“那么我把书卖掉，请你在这张申请上签字，以后别说是我销毁了批判材料。”他气极了，但只好一挥手说：“先放着罢。”武斗期间系馆成了据点，这些书被撕毁并丢失了大部分，所余无几，后来我把它送给了系图书室。其他的书，包括一套英文的《哈佛古典文献全集》，一套《饮冰室文集》只好全部送往废品收购站。为了准备答复“红卫兵”可能提出的质问，当晚我在笔记本中作了这样的记录：“为了处理那些封、资、修的书籍，雇三轮拉了一整天，共运45车次计售人民币35元。”

    我把一间小厨房收拾出来给老太太住，但是我和思成及两个孩子（已是大男大女）怎样安排在这间2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真是个难题。我拿着测绘的房间平面图及按同一比例尺制成的必不可少的几件家具的纸片，在图上摆来摆去，怎样也安排不下。这时他的建筑师才能得到了最后的一次发挥，他很快地用书架柜子组成了隔墙，这样就出现了我们的“卧室”；还有一个供他写检查的书桌；然后是男孩、女孩的安排。小小24平方米奇迹般地出现了秩序井然、分区明确的“小规划”。

    我们搬进北院的当天，突然来了寒流，气温降到了零下10度。虽然炉子一直燃着，但室温还是处于零度左右。正在这时，砰，哗啦！砰，哗啦！连续数声，窗上的玻璃一块块全被砸碎了。我和孩子们在大风中急忙用报纸糊上，但怎样也贴不住，浆糊一抹上就冻成冰了。室内温度急剧下降，－2℃，－3℃，－5℃，－7℃。我们奋战了两小时在风势略小时糊上了纸，我彻夜未眠，不停地加煤饼，并为他不停地更换热水袋，但他还是感冒了。这样的“游戏”后来隔几天就发生一次，直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他还在顽强地同疾病搏斗着，挣扎着。

    他住院后的第一个任务还是“交代罪行”写“检查”，但他怎样也写不好，限定的日期一天天的过去，我焦急万分。一天工宣队命令我到医院去取他的检查。我到医院一看，他写些什么呀，乱七八糟，东一句，西一句。我气极了，他却胆怯他说，“不知怎么搞的，我的脑子不听使唤。”我呜呜地痛哭了起来。一位护士拍拍我的肩膀，把我叫出去小声说：“别这样，他的脑子缺氧啊！”一语提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