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我安慰他，让他先睡下，然后把他那不连贯的“检查”，加上我自己从别人批判他的大字报上看来的内容胡乱加在一起制了一份“检查”带回去。当我把这份“检查”交给军代表时心砰砰直跳，他接过去翻了一下说：“这是你替他写的吗？”我吓了一跳，急忙否认：“不！不，是我抄的。”这份“检查”一贴出去不到一个小时，周围就出现了无数批判的大字报，斥责他是“假检查，真反扑”。

    不久，他参加了医院的病友学习班。有机会接触群众使他非常高兴。有一天，他悄悄地问我，现在猪肉多少钱一斤？我一怔：“九毛啊，怎么了。”说在学习班不知讨论什么问题时他说了句猪肉卖六毛一斤，引起哄堂大笑。一位老大姐笑着说：“看这个老头被当权派蒙蔽得连猪肉多少钱一斤都不知道了。”在他被揪斗的期间只有梁从诫和我的两个妹妹有时来看我们，其他人都离得远远的（梁再冰当时在国外）。但是却常常有些普通的群众见面向我打听思成的情况，其中就有几个清华的老邮递员。清华的落实政策经验在全市传达后，一天一个青年木工找到我家，一定要见思成，向他请教《清式营造则例》中的问题，他急切他说：再不学就要失传了。又有一天，北京医院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捧着一个大西瓜来看他，原来是抗日战争前给他拉包月车的老王。老头哈哈笑着说：“早就听说您回北京了，就是没工夫打听您住哪儿。现在听了文件知道您在这儿，我就来看您了。”他还特意跑到清河去为我要了些瓜萎子种在院子里，说是结了瓜用它熬水喝能治肺气肿。思成住院后病情曾有好转。出院时大夫还是那句老话，千万要防止感冒。

    清华园仍旧笼罩着恐怖和紧张的气氛。工宣队明知我家里有重病人要照顾，但三个单元的学习时间一分钟也不许请假，晚上没有事也得在学习班傻坐到12点甚至1点才许回去。我每天怀着忐忑的心情迈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先看看炉子灭了没有。由于远离医院，我又一次充当了护士和联络员，每次去医院都要为请假费一番口舌。他终于又感冒住院了。

    当清华传达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几条经验时，工宣队认为是对我们家庭的大恩大德，要我谈谈体会。我说：“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政策意义太深刻了，我得好好想想。”谈什么呢？我脑子里只留下一句话：对这些反动学术权威我们要养起来，留做反面教员。对知识分子来说往往生活上的艰苦不是最可怕的，最难以忍受的是人格的侮辱，与恶意的嘲弄。不久他又恢复了党籍，又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这回他彻底糊涂了。他仍旧孤独，等待着他所最关心、爱护的学生能来和他探讨教育革命的问题。他的等待落空了，他仍是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哪里知道这“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清华知识分子已大半被赶到江西鲤鱼洲去劳动改造了。在他的心目中，学生是占首位的。他曾告诉我，不管是谁来请求帮助解决调动工作等都不许我允诺。他唯一的儿子长期在昆明工作，夫妇两地分居，他没有为此向领导提过一个字；他的外甥女在美国学建筑，当时清华正缺教师，但他没有聘她；……然而，每当他知道他的学生学用不一，或未能发挥他们的专长时，他就毫不犹豫地为之奔走。但是，现在他孤寂地生活着，儿子也被赶到了远离北京的干校。我永远感谢陈占祥、吴良镛、罗哲文和杜尔圻这四位同志，他们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给他带来了温暖和喜悦。

    他仍然关心着国家大事，我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读《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1972年的元旦他听完了《人民日报》社论后对我说：“台湾回归祖国那一天我是看不见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等到那一天你别忘了替我欢呼。”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紧紧摸着他的手说：“不会的，你答应过永远不离开我。”如果有人问我，在最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