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街头的一切都变了样。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从学院回家。

    周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经常因下班晚而迟到，但今天他却比我先回家。他历来严肃，今天却很和气。

    吃饭时大家都不说话，因为已有一种预感，爸爸要宣布一点比较重要的事情。然而一顿饭下来，他什么也没有说。

    放下筷子，他终于开口。他问祖母：“妈，还记得阿坚吗？”

    祖母一听就笑了：“怎么会忘了他，天下活宝！”

    爸爸扫了我一眼，然后对祖母说：“他揭发了我。”

    “揭发什么？”祖母问。

    “说解放的第三天，有一个人在江宁路边上掏出一个本子写了一句话给路人看，是反共字句，我看了，没有把那人扭送公安局。”

    “解放纔三天，没有公安局啊。”祖母说。

    “那也应该扭送解放军。”爸爸解释。

    “真是反共字句？为什么写在小本子上给路人看？”祖母觉得难以置信。我理解祖母的思路，在政权转移的时刻，传播那样的字句，胆大的可以写在标语上张贴，胆小的可以写在书信里秘传，不管胆大胆小都算合理；只有鬼鬼祟祟地写在小本子上塞给不认识的人看，最说不通。

    “其实根本不是反共字句，是「一贯道」的一句说词，那人是「一贯道」的一个传道者，我记得。”爸爸说。

    “你怎么知道「一贯道」的说词？”

    “妈你忘了，我们住在塘沽路时，隔壁不是有一个「一贯道」的道场吗？我和小哥去玩过，听来的。”

    “那你照实说呀！”祖母说。

    “「一贯道」也算反动道会门，说不清楚了。”爸爸非常沮丧。

    祖母回到本题，问：“照阿坚的说法，他也看到那个人写反共字句了，那他为什么不扭送？”

    爸爸说：“他揭发了我，就成了革命群众，自己当然没事了。而且，我是党员。”

    “什么？你是党员？你什么时候参加国民党的？我怎么不知道？”

    祖母显然是大大吃惊了。她不知道自己不问政治的儿子，还有一个可怕的政治身份。

    “不是国民党员，是共产党员。”爸爸解释道，“这次运动，专整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你没当什么权呀。”祖母说。

    “所以他们只说我是混进党内的。”爸爸说。

    “那你是什么时候混进去的？”祖母问。

    “全家搬到上海以后。那时我工作很努力，就被他们「发展」进去了。”爸爸说。

    “是不是你做那套卡其布制服的时候？”祖母问。

    爸爸想了想，说：“差不多那时候。但做那套制服可不是因为入党，是为了做人民陪审员，坐在法院里象样一点。”

    对那套制服大家都还有点印象。爸爸穿上的头一天，经过西康路、北京路口的一家商店门口，就被头顶修屋工程队的油漆浇着了。油漆为深棕色，浇在深蓝色的卡其布上倒也不太显眼。当时没有专业洗衣店，爸爸听从别人的建议用酒精擦过一遍，油漆没擦掉，反把边上的深蓝色擦得泛白了。因此，这套制服肩上一直扛着一小片近似台湾岛形状的棕色漆渍。

    “阿坚为什么要害你？”祖母最不能理解的是这个问题。

    “倒也不是故意害我。运动来了，靠抢先揭发图个安全。”爸爸永远从最善良的角度来看人看事。

    他不知道，一旦列为批判对象，他真正的噩运就开始了。

    他，连同着他的老母妻儿，将长时间地成为苦风凄雨中的一个箭垛，任人发射。

    当事情越来越大的时候，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