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地和法院
发言。巴金在这个发言中说: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他们欢喜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
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浩大,寄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到处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这些话已经足以使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老一代大批判干将暴跳如雷,没想到美联社又在五月二十五日从香港发出电讯,被张春桥等人看到了。
美联社在电讯中说:
巴金五月九日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缺乏言论自由正在扼杀中国文学的发展。
他说:“害怕批评和自责”使得许多中国作家,包括他本人在内,成为闲人,他们主要关心的就是“避免犯错误”。
巴金一向是多产作家,他在共产党征服中国以前写的小说在今天中国以及在东南亚华侨当中仍然极受欢迎。但是在过去十三年中,他没有写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这位作家说,看来没有人知道“手拿框子和棍子的人们”来自何方,“但是,只要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他说:“这些人在作家当中产生了恐惧。”
这位作家要求他自己和其它作家鼓起充分的勇气,来摆脱这样的恐惧,写出一些具有创造性的东西。
美联社的电讯中还特地说明,当时北京的领导显然不赞成巴金的发言,证据是所有全国性的文艺报刊都没有刊登和报道这个发言。
美联社的这个电讯,使巴金成了“为帝国主义攻击中国提供炮弹的人”,因此就有了“文革”中张春桥的“枪毙”、“不枪毙”之说。至于新一代的大批判干将们为什么故意模糊巴金和张春桥之间的大是大非,说成是“私人纠葛”,我们只要细读巴金的发言就能明白。巴金揭露了这些人的师傅们的行为特征,因此字字句句都横越四十年落到了这些徒弟身上。他们只怕当代读者读到巴金的这个发言,并由此看出他们的行为根源,因此故意把水搅浑。
由此,我对这个朱某产生了巨大的好奇,觉得他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概括力的人物,不能让他永远躲在暗处,一直成为刘再复先生所说的“黑暗生物”,而应该把他引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
我已经用法律手段引出过金牙齿,那又何妨再引出一个?对此, 我有特殊的有利条件。很多年前,正是这个朱某,曾把我对深圳文化的远景设想篡改成现实评价,掀起过一场所谓“为深圳唱赞歌”的批判。人们问他,我为什么要“为深圳唱赞歌”?立即有一个谣言在北京发布,说我收受了深圳的一套“豪华别墅”。那么,只要追查这个谣言,毫无疑问能引出朱某。
谣言的发布者是北京一个姓肖的编辑部干部,此人还发布过我和香港“豪华别墅”的谣言。当时正好有北京高官因“豪华别墅”而被判重刑,天津的杂志上就有人呼吁对我也绳之以法。我想这个官司不难打,一打,准能让“黑暗生物”结束他的黑暗时代。
说到这里,我用比较严厉的口气对他作了一个重要告诫:再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