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极度卑微、极度饥饿中，坚持最后一分锺的学术立场，读完最后几页英语经典？

    这真是二十二岁的我？

    “你下乡前一天到隔离室来看我，手里还拿着一小束白花。”爸爸说。

    “白花？”我完全忘了。

    “造反派指着那束花对你说，不能给打倒对象献花。你说，你是到古北公墓去献给叔叔的。”

    这下我想起来了，说：“是的，匆匆忙忙看了你，就去古北公墓。当时觉得路很远，要换公共汽车，中间在虹桥路上等了很久，冷得缩肩跺脚，就是现在上海市中级法院那里……”

    “中级法院搬到那里去了？”爸爸问，“我做人民陪审员的时候，中级法院在福州路外滩。”

    他这么一说，我又想起，家里谁也没有见过他在法院当陪审员的样子，只记得他穿着这套制服做“被审员”。不是被法院审，“文革”时期没有正规法院。他的法院在外滩，那简直是一个太远的梦了。

    我又看了一下爸爸。爸爸垂着眼，但制服看着我。

    眼前是一九六八年冬天的图像。两个血性汉子，两个余家长辈，一头是隔离室，一头是墓地，我站在中间，寒风刺骨，手上拿着一小束白花。

    现在，这地方造起了一座法院。

    法院……

    如果一直有真正的法院，灾难能避免吗？

    爸爸对此历来悲观。

    我比他好奇。为什么法院恰恰造在隔离室和墓地中间？为什么正好出现在一九六八年冬天我缩肩跺脚的地方？

    曾有很多朋友一再鼓励我，到法院起诉诽谤者。理由是：任他们猖狂，天理难容。

    也有很多朋友反对起诉。理由是：让他们出名，何苦来着。

    我一直没有起诉，理由却与爸爸有关。爸爸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多苦，最后却原谅了迫害他的造反派头头。这事比我在做院长期间为造反派学生解脱困难多了，因为被爸爸原谅的，是整整威胁了我们全家十年之久的狰狞脸谱。

    爸爸原谅造反派头头这件事，我曾经在台湾东海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过。根据当时发表的记录，我是这样说的──

    ……父亲在“文革”十年中受尽苦难，多次都想自杀，真可谓九死一生。待到“文革”结束，“四人帮”被逮捕，上海清查“文革”中作恶的造反派，有关人员多次询问父亲，“文革”中直接迫害他的是哪几个人，我父亲总是说：“大概是几个年轻人吧，完全记不得了。不能怪他们，「文革」是上面发动的，他们年幼无知，响应号召罢了。我如果不被关押，可能也很积极。”

    他的这种态度使我很生气，几次盘问，他都不讲。我想起我去农场前与父亲告别，曾去求过一个造反派，便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父亲说：“问这个干什么？他那次不是让我们见面了吗？挺好的青年，名字忘记了。”

    直到去年，我收到一封来自甘肃的信。信中说，他是我的忠实读者，但每次读我的书都感到深深的愧疚，因为他是“文革”中斗争我父亲的造反派头头，给我们家带来过不小的灾难。他说他见过我，还记得我去农场前与父亲告别的可怜样子。信后，是他一笔一画的签名。

    我犹豫再三，终于把他的来信、他的名字告诉父亲。父亲根本没忘，听我一说，失神地想了一会儿，立即回过神来问：“他怎么到甘肃去工作了呢？那儿离上海太远了。你如果回信，一定代我向他问好。”

    这时我看看苍老的父亲，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民族的灾难太多了，老人不想用仇仇相报来延续灾难。他一再说忘了，是想让他的儿子们及早地走向祥和，走向宁静。

    于是，我在宁静中写下了那么多文章，在众多的读者中拥有了一位甘肃高原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