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批判别人，从不参加争论，从不参加会议，还长期不在城市，不在国内，然而即便这样，还是遭到了那么多诽谤。那么，中国还有多少更有可能被诽谤而无处讲理的人呢？

    我细细回忆，当年我捧着一束白花站在爸爸的隔离室和叔叔的墓地中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当时，既不想报仇，又不想反击，更没有想到哪一天能够伸冤和平反。

    最大的愿望，只想找到一个能够讲道理的地方。

    我只想在那个地方说一句：事实并不是这样，你们也许搞错了。

    那个冬天之所以寒冷，是实在想不出普天之下会有这么一个地方。因此，我只能瑟瑟发抖、缩肩跺脚。

    没有地方讲理，也就使得那位从甘肃写信来的造反派头头，以及“文革”中的其它大批判干将，没有机会听到别人讲理，也不知道世上还有那么多做人的道理。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他们最后终于皈服了一些道理，却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人生代价。

    时至今日，能不能让他们的后继者们少付一些代价呢？那就需要为他们寻找一个讲道理的地方了。

    我想，法院也许正是这样的地方。

    我找鲍培伦律师咨询。我问：“对于诽谤和诬陷，不作刑事案件起诉，而作民事案件起诉，有可能吗？”

    鲍律师想了想，说：“有可能。但明明是刑事，为什么要违避？”

    我说：“中国文人多数是法盲，不教而诛，马上把他们关起来，于心不忍。而且，要关

    的人不少。”

    鲍律师点点头。

    我又问：“诉讼请求中，能够只要求他们道歉，不让他们赔款吗？”

    鲍律师奇怪地反问：“为什么？”

    我说：“天下一切以毁人为业的人，总是贫困的。”

    “你又于心不忍了？”鲍律师笑了。

    “对。”我说。

    鲍律师说 ：“仅仅要对方道歉，作为一个诉讼就太小了。现在社会上严重的案件那么多，法院要受理你这么一个连赔款都不要的案件，说不过去。还是要象征性地定一个赔偿数字。”

    “你定？”

    “我定吧。”他说。

    我又问：“这样的诉讼，能让传媒不报道吗？”

    鲍律师说 ：“现在司法公开，不可能不报道。我们这方，也只有通过报道纔能辟谣，为什么不？”

    我说 ：“就怕给对方造成太大压力。因为事实的真相是颠覆性的，他们承受不住。”

    鲍律师说：“没有压力还打什么官司？”

    我说：“我只想借着法官在场的环境，让他们安静下来，好与他们讲讲理。”

    鲍律师说：“你打官司是为了使他们恢复理智？”

    我笑了：“有点这个意思。”

    鲍律师沉默了一会儿，问：“你想从哪一项诽谤开始起诉？”

    我想了想，说：“先找与一九六八年冬天相关的诽谤吧。”

    “这个时间有特殊含义？”鲍律师问。

    我说：“是的，前两天我见到了一套旧制服……”但这么一说把事情绕远了，不知怎么绕回来，因此就没有说下去。

    这些年报刊上针对我的大量诽谤文章我自己当然不会一一去看，据广西的杨长勋先生查阅，里边好像已形成一种分工，一九六八年冬天这一段，主要被湖北的一位古先生包了。

    这位先生比我年长，我没见过，但对他的名字有点印象。早在十多年前，那时我已经是正教授了，他好像还是讲师，寄给我一篇很长的论文，是他研究我的，高度评价我的学术文化成果，连我自己不满意的那些写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