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百年的大一统国家的首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遍布九城的名胜古迹，深厚的文化积累，精英人才的聚集，孕育出了北京人即使吃着窝头咸菜也要谈政治谈艺术谈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的禀性。1949年以后的北京不但继承了以前的贵族气，而且由于新北京集政治、军事、经济、金融、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出版、体育中心于一身，这种贵族气就更得到了加强。老舍1951年在《我热爱新北京》的结尾写道：“我爱北京，我更爱今天的新北京——她是多么清洁、明亮、美丽！我怎么不感谢毛主席呢？是他，给北京带来了光明和说不尽的好处哇！”他在1954年的一篇文章的开头写道：“我生在北京，热爱北京。现在，我更爱北京了，因为伟大的毛泽东住在这里。”（《北京》）老舍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热爱是真诚的，是代表了当时广大的市民的真实心理的。但是因为毛泽东住在北京就更加热爱北京，这已经很明显地流露出贵族气了。老舍如此，新一代的北京人当然更会如此。当代诗人伊沙在《我看北京文化》中说：

    的确，一种至高无上的文化优越感已经构成北京文化的特色。这与属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天然排外情绪不同，排外情绪哪都有，反而是越穷越不开化的地区排外情绪越严重，这与来自文化上的优越感无关。而此种北京特色完全是建筑在某种中国特色的基础上的，北京是首都，我国的首都又属于“中心”特色过于明显的那种类型——也许是全世界最明显的吧。

    文学既是生活的反映和表现，也是生活的集中和提高。在北京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都普遍感受到了它的贵族气，而文学本来就是文化生活的精华，因此在北京文学中长期体现出鲜明的贵族气，也就不足为怪了。

    北京文学既有鲜明的平民气，又有鲜明的贵族气，二者彼此融合，相映生辉，而这正是北京文化兼容并包的特征。易中天教授在《读北京》一文中指出：

    北京的容量不仅在于建筑空间，更在于文化空间。北京从来就是汉胡杂糅、五方杂处的地方。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汉满蒙回藏、儒道释景（基督教）回（伊斯兰教），各路人马都在这里出入、汇集、发展，各种文化都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北京对此，都居高临下地一视同仁，决无文化偏见，也没有种族偏见，甚至没有其他地方通常都会有的那种执拗顽固“不可入”的“区域文化性”。相反，江南的丝雨北国的风，西域的新月东海的波，都在这里交汇、集结、消融，共同构成北京博大雄浑的非凡气象。北京当然是等级森严的，但因为空间大、距离远，彼此之间，也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挤兑”。王侯勋贵、鼎辅重臣、学子文士、贩夫走卒，各有各的活法，而且在各自的“圈子”里，也都活得既自在，又滋润。直到现在北京也仍是这样：一个外地人，只要他不是“太差劲”，那么，他到了北京，也就不会感到别扭，感到“格格不入”。如果他很随和，还会说几句普通话（不必太标准），那么，用不了几天，他几乎就会觉得自己也是北京人了。北京，几乎是可以容得下全中国人甚至全世界人的。

    这种兼容并包的特性其实才是最根本的贵族气，也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基本特性。这种“博大雄浑的非凡气象”是北京长期成为中国首都的文化原因，也是北京文化和北京文学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这无论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北京文学，还是从北京文学的角度研究地域文化，都应当充分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