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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金庸武侠小说之“新”(1)
评和否定”“快意恩仇”作为“现代精神”来肯定时,显然意识到了这种“现代精神”与“鲁迅精神”的冲突。既然已经把说成“现代武侠小说”,就无由再把它贬成“反现代精神”的“现代武侠小说”。于是,严家炎含糊其词地说:“鲁迅在小说中,曾称颂了眉间尺、黑色人于专制统治下不得已而求诸法外向暴君复仇的正义行动。”然而,这里的问题又来了:金庸小说难道不都是写的“专制统治下”的事情吗?所谓“武侠”难道不只能出现于“专制统治下”的非法治时代吗?同样的时代背景,为什么金庸“批评和否定”复仇是“现代精神”,而鲁迅讴歌复仇也是“正义”呢?也真亏了严家炎先生,竟从鲁迅编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中找出了鲁迅的几句话,来证明鲁迅也是反对“快意恩仇”、任性杀戮的,而得出的结论是:“金庸小说有关复仇的一系列笔墨,都证明作者的思想和鲁迅等新文学家是相当一致的,而和传统武侠小说却大相径庭。”严家炎先生绕来绕去,就是要割断金庸与武侠小说传统的联系,将其嫁接到新文学传统上来。

    严家炎指出的金庸小说“现代精神”的另一种表现,是“突破儒家汉族本位的狭隘观念,肯定中华许多兄弟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赞美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平等、和睦共处、互相共荣的思想,而把各族间曾有过的征战、掠夺、蹂躏视为历史上不幸的一页”。严家炎摘取了和中的部分情节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面对“塑造出有道明君康熙这个杰出人物”,严家炎更是无条件地肯定,认为“这是金庸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金庸小说富有现代精神的生动体现”。其实,金庸小说的历史背景,完全是为故事的好看而设置的,与其说其中寄寓着金庸的“现代意识”,毋宁说浸透着金庸对其时香港读者口味的揣摩、把握。金庸制作那一大批武侠小说时,香港尚属英国殖民地,异族人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金庸小说的读者都是通常所谓的“亡国奴”。而金庸喜欢设置一个民族冲突的背景,与香港其时的这种现实恐怕分不开。金庸最初写作的,就有着反清复明的思想,与后来的对满汉关系的处理就大异其趣。我以为这是因为其时香港的传统文化氛围还很浓郁,大众读者还有着“故国之思”,所以金庸要用一个反清复明的故事来迎合读者的情绪。而后来,香港的群众心理发生了变化,金庸小说对民族冲突的写法也随之而变。至于把塑造了康熙这个“好皇帝”的形象视作金庸的“重要贡献”和“现代精神的生动体现”,就不免让人对严家炎先生自身的“现代精神”表示怀疑了。封建社会的皇帝,作为独裁者,是没有很本质的区别的。当然,“仁君”与“暴君”、“有道明君”与“无道昏君”,会使“子民”的生活状况有所不同,后人在对他们进行历史的评价时,也应区别对待。但是,在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人看来,再好的皇帝,也是绝对权力的拥有者,再好的皇帝,在实质上也是人民的敌人,有道之君与无道之君的区别,充其量也不过就像有道之盗与无道之盗的区别一样。这一点无关乎皇帝个人的品德才能,而是那种专制政体所决定的。这本是常识中的常识。对“明君清官”的歌颂,仍然是为了迎合往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中国人渴望“做稳奴隶”的心理。而严家炎先生竟以“康熙虽是满族,却符合儒法两家所定的‘圣君’标准”为由,来赞美金庸对康熙的赞美,真有些匪夷所思。“圣君”云云,难道是一种“现代观念”吗?儒法两家的思想中,难道能找到原原本本的“现代精神”吗?严家炎说:“完全可以说,是一部歌颂康熙的作品。”但这样地歌颂康熙,无论是用现代眼光还是用历史眼光去看,都不是没有问题的。承认清代比明代将国家管理得更好,不等于将几百年间满族对汉族的民族压迫一笔抹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且不说它,那“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酷措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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