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我以为还是说明一点问题，即金庸小说积淀着千百年来以男子为中心，女性处于依附地位的文化心理意识，虽然作者自己也许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连对金庸珍爱异常的严家炎先生也不得不于论列金庸小说中“现代精神”之余，严肃指出金庸的这种“非现代意识”，可见这种现象在金庸小说中确乎异常“严重”了。对这种“一男数女”的故事模式，推崇金庸的“金学家”也都往往像严家炎先生一样，于称颂金庸之余，遗憾地将其指出。而对金庸持否定态度的人，则难免在这—点上对金庸严加攻击。坦率地说，如果真正按照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尤其是如果按照现代女性主义尺度来要求，仅如此明显和严重地歧视女性这一点，就可以说明金庸在“现代精神”上，是—个不及格的人。周作人曾说：“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法以及对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见周作人《扪烛脞存》，转引自舒芜《串味读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金庸小说里也大谈佛，谈得如何，姑且不沦。但金庸小说对女人的“说法”甚为低俗，该是不争的事实。倘按周作人的标准，即使他谈佛能得满分，他的总体“见识”也只够五十分。与此相关的，是金庸小说往往把男女之“情”写得浓烈异常，但在男女之“性”上，却极为干净，非但谈不上诲淫，简直是在极力维护传统的贞节观念。仍以杨过与小龙女的关系为例。当误失“贞节”后，金庸对小龙女有这样的描写：“小龙女……心中凄苦到了极处，只觉得便是杀一千人，杀一万人，自己也已不是个清白的姑娘，永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深爱杨过。”一个在与世隔绝的古墓中长大的女子，竟也有如此强烈的贞操意识，不说明“礼法习俗”对这个其实生活在“礼法习俗”之外者，也同样施行着有力的制约吗？而在“古墓两个人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杨、龙耳鬓厮磨而产生爱，同室而眠而遵守礼教之大防，乃至他们决定作为夫妻但未行仪式前仍同睡而各守贞操。杨、龙这两个不经传统熏陶、不习礼法、不知‘名节’而自然生情者，如许行事及思想，如何能称呼人性或爱情？称礼法可也”（见方爱武《“文化工业”与金庸小说》，载《世界华人文学论坛》1999年第1期）！爱得这样深的两个人，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里，用古书上的套话说，却“终不及乱”，如此懂得“发乎情，止乎礼义”，如此善于以“天理”来克制“人欲”，这不是蔑视“礼法习俗”的叛逆者，而是遵守“礼法习俗”的楷模。如果真有这样一对相爱极深的男女，长期生活在远离人世的古墓中却又“终不及乱”，那是完全可以在他们生活的古墓前立起贞节牌坊的。金庸热衷于写数女恋一男，金庸如此写古墓中杨过与小龙女在“性”上的“干净”，如果体现的是金庸真实的男女观和性观念，那只能说金庸的两性观还是很陈腐的。或许把杨过与小龙女之间的关系写得那样“干净”，恰恰显示了作者内心的不干净。

    不过，事情也许更应该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应该看到，金庸将男女之情写得浓烈异常却把男女之性写得无限圣洁，这样一种有情无性的故事模式，其实也非金庸独创，而仍然是对当年“鸳蝴派”的一种继承。有论者说：“五四作家批评鸳蝴派作家‘诲淫’，可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误解。几个主要的鸳蝴派作家，其言情小说的毛病不但不是太淫荡，而且是太圣洁了——不但没有性挑逗的场面，连稍为肉欲一点的镜头都没有，至多只是男女主人公的一点‘非分之想’。后代人可能很难理解这样‘无情’的爱情小说何以当时能引起读者那么大的兴趣。正是这种相当朦胧的爱情追求，这种有点非分而又不过于越礼的男女之情，这种只有思念之意而无肌肤之亲的精神恋爱，最能适应那个时代半新不旧读者的审美情趣。”（见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北京大学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