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实行起来，可就需要大勇。这次经验使我一生受用，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干此。但这番特立独行，却使我从此横背“不孝”的恶名。恶名后来愈背愈大，穿凿附会，像一个愈滚愈大的雪球。其中一个好笑的说法是：“李敖把他老子气死了！”散布这种说法的，李济便是一人。有一天，李济向姚从吾说：“听说李敖跟他父亲意见不合，最后把他父亲气死了。”姚从吾说：“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知道李敖的父亲是我们北大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学生，思想上比较容忍、开通。李敖的父亲若能被李敖气死，他也不算是北大毕业的了！李敖对他父亲的态度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李敖对母亲很好，一个对母亲很好的人，大概不致对父亲不孝吧！”爸爸死后十一年，我印出他的遗著《中国文学史》书前写了一篇序，谈到所谓“不孝”之事，我说：

    据我所知，李济先生现在“没有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已“潜返大陆”了。所以李济先生是属于“教子无方”的类型。李济先生当然不愿归咎于这是他自己的“教子无方”，他当然说这纯粹是他儿子的“不孝”，他当然在饱受刺激之余，油然而生一种“不孝过敏症，——对“不孝”的谣言神经过敏，并盼望别人的儿子也“不孝”。李济先生这种毛病，我们也不必怪他，因为这本是一个失败的老年人的心理变态。所以当我们看到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走向“学术研究”

    而走向“标榜孝道”的时候，我们除了该佩服外，没话可说。

    不料这篇序提到“潜返大陆”之事，引起“调查局国特”们的过敏和不满，强令文星书店撕去这篇序才能卖书。所以，我二十岁这次丧礼改革，不但祸延显考，并且祸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祸延我进不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真是后劲十足。

    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在爸爸死的那年十月。登出陈养吾的“教师节为教师请命”，其中说：

    ……如省立台中第一中学的教师李鼎彝，平日严守岗位，热心教学，他在校中教两班中文，每周功课十二小时，由于家庭负担太重，而薪俸收入又太有限，迫不得已，于是只好在课外替学生补习功课，每日四小时，连星期天也不例外，一家八口的生活，算是由此勉强得到解决了，但时仅三年，却由于操劳过度而致疾以死了。

    这话大致不差，事实上，爸爸是累死的。

    爸爸对我寄望甚殷，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干涉我想要看的书，并且从来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最鲜明的例子是坐视我不过旧历年的举动。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要移风易俗，不过旧历年。我认为过旧历年是一种不进步，并且违反现代化。爸爸是最通达的人，他最能知道我的卓见。他说：“好小子，你不过就不过吧！你不过，我们过！”于是爸爸、妈妈以及姊姊妹妹弟弟们，便开始兴高采烈，大过其年。他们吃大鱼大肉，我偏要吃炒饭；他们熬夜，我偏要早睡；他们送来糖果压岁钱，我一概退回。我第一次不过旧历年的时候，爸爸面临理智与感情的矛盾：理智上，他知道我做得对；感情上，他怪我太重是非，太不肯迁就。到了第二个旧历年来的时候，爸爸习惯了，也就不再矛盾。从此一连五个年头，直到他死以前，我从没有把那混账的旧历年过过。不过，他死后，妈妈陷入一个寂寞的处境。当第一个旧历年到来的时候，当妈妈习惯性地替我安排大鱼大肉以外的炒饭的时候，我没说一句话，放弃了炒饭，加入了“过年派”的阵营。有一次过年时，我向妈妈以下的各位，讲述李济说我气死老子的话，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我开玩笑说：“我若真有气死老头子的本领，那我首先该把别人的老子气死几个，我是绝不会遵守传统，‘气吾老以及人之老’的！”

    爸爸死后，自台中市长林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