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他们不让我编进林水泉，他们说林水泉坐在牢里，不可能参加台湾本部的会议，他们要的是两个字的。于是我把当时的国民党想尽办法邀请回台的林二先生排进去。我说林二就是彭教授派遣来台的。‘我们要的是李敖，不是林二。’特务等得不耐烦，明白地说。‘李敖是大陆人，怎么会参加台湾本部？’我问。‘海外的台独联盟主张容纳大陆人，李敖担任台湾本部委员，那是理所当然。’”我从来没有听过“台湾本部”的名称，当然也没有向他谈过。即使有“台湾本部”的名称，他也未必接受委员的职务，自古才大难为用，谁敢惹他？“‘你们要虚构罪名也要让人民信服啊！’‘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决定抓他。’于是他们开始用刑，编造‘台湾本部’的委员名单，替台独联盟网罗大陆人。”——在特务们的“网罗”下和谢聪敏的诬攀下，我李敖就变成了“台湾本部”五人小组的大员，可是直到今天，我除了谢聪敏、魏廷朝二位外，还不知道另外两位大员的名字！

    为了坐实我是五委员之一，特务们硬要从我口中，落实这一事实。因而把我刑求，刑求内容从指指到夹竹竿，不一而足。后来得知：我是受刑受得最客气的一位，同案除谢聪敏、魏廷朝以外，自李政一以下，刘辰旦、郭荣文、吴忠信、詹重雄他们都受到各种苦刑，包括灌汽油、坐老虎凳。背宝剑、三上吊、摇电话等等在内，这样子长年逼供的迫害，最后取得的自白，其真实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刑求我的下手人物是由保安处组长李彬如上校带头。李彬如长得狠琐黑矮、上海口音、程度奇差，在1963年检察官王镇被刑求案中，就出过大恶名（1963年5月6日监察院“王镇诉请被警总刑求案之监察院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李中校，即是此人），后来脊椎生病死了。另有主要的帮凶是组员陈敬忠参谋，长得人高马大，讲得一口好汉语，却是台湾人，程度也奇差，下落不明。……这些人在办案时，心理状态都是极有问题的。例如他们刑求逼供时，我反问他们，我说：“我看别这么麻烦了好不好？你们拿空白的笔录纸来，我在最后先盖下指模奉赠，然后你们回办公室，随便你们怎么填写我的罪状就是了，你们填我是‘匪谍’、是‘台独’。是长白山上的‘老狐狸’（我被抓时，正是电视剧《长白山上》走红的时候），悉随尊便，都行！”可是，他们不肯，他们吼说：“他妈的你李敖是什么意思？你这样看不起我们！你以为我们破不了案，你想把秘密带到棺材里去？不行！你死进了棺材，我们也要把你棺材盖撬开，要你吐出秘密，再去死。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在我们眼中，是玻璃缸里的金鱼，我们把你看得一清二楚！你不说不行！”我说：“你们要我说，总得透露一点蛛丝马迹，让我来编。”他们说：“我们不提示！”正因为他们的信条是“不提示”，所以才有新疆王盛世才那种整人作风。（盛世才自己反苏后，诬人是共产党，十分起劲，他亲自审问丁慰慈，查问拿了苏联多少卢布。丁慰慈不胜刑求，向盛世才说，你说拿多少就拿多少，我承认就是。可是盛世才一定要逼人自诬。于是丁慰慈只好从拿五万说起，盛世才嫌少，毒打之下，卢布由五万升到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可是还打不停，嫌太少。丁慰慈索性自诬拿了一百万，结果盛世才又嫌多。于是，丁慰慈由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一路往上升后，再从九十万、A十万、七十万、六十万一路往下降。直到被毒打得体无完肤时，丁慰慈说出五十万，盛世才认为与“腹案”相合，含笑叫停。盛世才的结论是：“丁慰慈！你早说实话，不就少吃那么多的苦头了么？”）——这种办案人员的心态，后来我才悟出道理来，原来这是一种自欺型的心理变态、一种自欺型的虐待狂。明明以冤狱整人，却视被害人自诬细节以为乐，乐而久之，他们也多少自欺这不是冤案、假案、错案，这是无风不起浪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