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法官审问，我一言不发，法官问我为什么不说话，我说：“耶稣受审时，他也没说话。”由此可见，我以做耶稣为常业，精卷三尺，非一日之耶稣也！到台北看守所第二次做政治犯，我更有耶稣感。耶稣跟强盗钉在一起，我则和强盗关在一起，这岂不更“感同身受”吗？）教棍传教以外，宗教活动就全凭个人自我修持了。一般说来，死刑犯信佛的比例较多，尤以急来抱佛脚的多。不过，也有毁佛的例子。一个人犯，盼望无罪，大信其佛，不料判决下来，竟是五年，此公大怒，乃将佛像一丢，“干你娘”起来了。另有一种教棍，信得也颇虔诚，满口上帝，实在讨厌，不过他们倒也颇能自得其乐，此宗教鸦片之功也。宗教对人犯的自欺，不无帮助，有时候，它有助于人犯情绪的稳定，虽然这种稳定，不如一根被查禁的香烟。

    看守所在舍房通道上挂上四个扩音器，在收封后，也来点音乐，最可怕。我算来算去，好像只有两张唱片，所以反复总是那几首歌，有《高山青》、《绿岛小夜曲》、《夜来香》、《月满西楼》、《玫瑰玫瑰我爱你》和我不记得歌名的几首，如《掀起你的盖头来》、如《太阳下山明朝还是一样的来》。如《先生买一朵花呀》、如《情人情人我怎能忘记她》、如《东山飘雨西山晴》等。唱片也是老爷的，《绿岛小夜曲》每播必在“水面上摇呀摇”个没完，直到管唱机的过来一推，才有“姑娘飘呀飘”出现。1981年11月22日，有记者团来参观，看守所为粉饰，乱买了一阵唱片，从早就大播特播，其中有《魂断蓝桥》，真会杀风景也。第二天清早，又特予重播，魂又续断一阵。我出狱前一周，又改播《何日君再来》，我当然不信看守所所长朱光军在作弄我，因为他没有这种幽默感，大概只是巧合吧？

    如果平时这种播音算是娱乐的话，台湾假日的就绝对不是。台湾假日最可怕，一早就来了全套“爱国歌曲”，一路战斗与“梅花”不绝，要足足闹一上午才停。除了骂刘家昌王八蛋，已别无他法。狱中人犯对所有假日都讨厌，因为假日一来，接见受阻，放封停止，对人犯全无好处。放封就是出来运动。“监狱行刑法”第五十条明定“每日运动半小时至一小时”，但在事实上，却至多二十分钟，并且阴雨天气也给取消。放封时候，一部分人可以打篮球，这种篮球，有二特色：一、没有鞋，都是赤脚跑来跑去。二、死刑犯挂着脚镣，照旧跑来跑去无误，这两幅画面，令我难忘。

    我到看守所第二天，就参加了放封，走到放封场，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各路角头流氓向我打招呼，并奔相走告说：“看呀！胡茵梦的丈夫！”——我纵横文海二十年，在文化界，声名盖世，可是要盖流氓界，却只能以名女人前夫显，名女人的确比我这名男人有名多多呢。我改写宋人的词对自己说，这叫“散步出黑牢，满楼黑袖招”！其实，说我在文化界声名盖世，也是自己吹牛。在中兴大学念中文系的小屯，要查作家名录，她翻看“中华民国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的《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剥，发现在九百页的目录中，胡茵梦占了一面，可是李敖连一行字都没有。可见在国民党钦定的名单中，胡茵梦是作家，而李敖连作家都轮不到，李敖之为无名小辈，可想而知矣！事实上，我虽对外吹牛，自己还是满谦虚的，每次“忘了我是谁”而有自大狂的时候，我就想到两个故事：有一次我在“金蛋糕”吃东西，突然一名女侍拿了一个纸板走过来，要我签名，我很高兴，心里想：“想不到这里还有人认识我。”但女侍说：“我们老板讲过，每个客人都要签名。”还有一次，我弟弟肠胃出了毛病，就介绍他到“新高原药房”找一位李大夫。新高原的李大夫有两位，一位是妇产科的，一位是肠胃科的，我认识的李大夫是肠胃科的李承泌大夫。可是我弟弟找错了，找到那位妇产科李大夫，告诉他：“我是李敖的弟弟。”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