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平写作虽多，却始终没办过自己的杂志，过去主持《文星》杂志，是鹊巢鸠占，不算是自己的杂志。《文星》被封后，我申请不到杂志执照，后来坐牢，一连十四年大霉运，高办杂志愈来愈远。十四年后复出，在1981年申请杂志执照，“行政院新闻局”在该年4月18日按出版法第九条给了我《千秋评论杂志》执照，但在一个多月后，却又快速按出版法第十一条“技术击倒”了它，使我因冤案入狱而不得为杂志发行人。这一内幕，值得细说。

    我二十四岁拿到台大毕业文凭后，一连二十二年都长捐箱底，一直没有用它，因为我没有正式职业，文凭对我毫无用处。不过，到了1981年我四十六岁时候，它派上了用场，因为我想办一本杂志，申请杂志执照要用大学毕业证书，我就申请了一张《千秋评论杂志》执照（局版台志字第二七七五号）。可是，这个执照很微妙地害到了我，执照发下来（1981年4月23日）才五十五天（1981年6月17日），我在地方法院已判无罪的官司（萧孟能自诉李敖所谓侵占案），突然受政治影响，一夕之间，竟被台湾“高等法院”的法官林晃、黄剑青、顾锦才三人枉法裁判为有罪（1980年度上诉字第二四九八号）！这一判决，微妙反映了外界“选举快到，快判李敖”的公论为什么口耳相传，也反映了争取自由的长路上我所付出的苦心、代价与牺牲。妙的还不止这种巧于配合的枉法裁判，还有更妙的。在枉法判决后二十三天（1981年7月10日），我突然收到台北“1981府新一字第三一○三一号”市长李登辉的来函，说：“一、准‘台湾高等法院’1981年6月29日剑刑勇字第二六号函略以：李敖因侵占罪经判处有期徒刑六月确定。二、依出版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被处二月以上之刑在执行中不得为杂志之发行人。另同法施行细则第十六条规定：新闻纸、杂志……之发行人有出版法第十一条各款所列情事之一，未依同法第十条之规定申请变更发行人登记，注销其登记。”收到这封来函后，我又大惑不解、又恍然大悟。大惑不解的是：李登辉如果希旨承风，想封杀李敖的《千秋评论》杂志，尽管依例通知可也，何必抬出‘冶湾高等法院”来呢？恍然大悟的是：不抬出“台湾高等法院”，封杀的依据，只能根据报上李敖判罪的新闻，这样证据力就弱了一点，因此抬出“台湾高等法院”来，一切就都站得稳了。更妙的还不止台北当局这封来函，还有更更妙的。这来函中“说明”之“一”中，就完全露出了马脚。“说明”之“一”指出，台北当局是“准台湾高等法院1981年6月29日剑刑勇字第二六号函”，而要李敖“前来办理变更发行人登记手续”的，但是，怪事来了，因为按照台湾“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只是裁判书正本“送达于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及其他受裁判之人”而已，又何必去“剑刑勇字第二六号函”给台北当局呢？“台湾高等法院”在本身忙得案犊劳形之时，居然好整以暇，写信给台北当局，告以“李敖因侵占罪经判处有期徒刑六月确定”，这不是天下怪事吗？难道法院承办审理业务之不足，还要兼办箝制言论的通风报信吗？这种行文，岂不是太明显的联合作业封杀李敖吗？更微妙的是：这一杂志执照是“新闻局”局长宋楚瑜核发的，而李登辉给我的信中，却明列“副本收受者：行政院新闻局”字样，这又明显有违行政作业的常规，因为在我尚未拒绝申请变更登记前，毫无知会“新闻局”之理，可见市长李登辉知会局长宋楚瑜，全是两条蒋家走狗的串通法院的联脚作业。当然，我是不会做变更登记的，但我略施巧计，就打垮了他们的作业：按照箝制言论自由的“出版法”第二条，出版品分为三类：一。“新闻纸类”。二、“书籍类”。三、“其他出版品类”。再按箝制言论自由的“出版法”第三十六条，出版品如违反本法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