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鉴不远，就在夏后把神拆穿，把人看透

    文星被迫结束后，我虽然自顾不暇，但我仍尽力照顾一个人，他就是殷海光，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殷海光这一成功，表现在《自由中国》杂志上，精彩无比。最后，国民党决定动手了，弄出了雷震案，《自由中国》也就停刊了。殷海光在《自由中国》时代，风光八面，如日中天，《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后，他顿失地盘、渐形索寞。一九六0年以后，到一九六九年死去，这九年问，他quot;一年老一年，一日衰一日quot;，却正好赶上我在文星时代，由于我的帮助，他虽在迫害频仍、衰病侵寻之中，却得以在出书上、生活上、医疗上和精神上，获得不少支援和安慰。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间，他在文星书店共出了四本书，都是我主持的。四本书是：一、《思想与方法》、二、《到奴役之路》、三、《海耶克和他的思想》、四、《中国文化的展望》。在出这四本书的过程中，我遭遇了三个方面的困难，第一方面是殷海光本人的，殷海光是《自由中国》的首席余孽，他要出书，quot;十目所视，十手所指quot;，自不消说；第二方面是我本人的，我在文星兴风作浪，给文星带来极大的压力和麻烦，自己作孽之不足，还要勾结余孽，双料出书，quot;廿目所视，廿目所指quot;，也不消说；第二方面是文星内部的，文星虽然是进步的书店，但是还没进步到要甘愿赔钱的程度。quot;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中意没人做quot;，给殷海光出书，出到后来，简直已是又杀头又赔钱的玩意，劝说文星主人萧孟能出版指日可禁之朽，是需要费些力气的，虽然萧孟能礼贤下士，但冥冥中老板老板娘quot;四目所视、四手所指quot;的画面，却也不可不知、也不可个稍为人家设想。殷海光是不怎么通人情的书生，我调剂其中，希望出书第一，不要枝枝节节因小失大，这种苫心，我想殷海光和萧孟能都不尽知道。例如出版《中国文化的展望》，我为了给殷海光较高的稿费，就在萧孟能肯出的槁费之上，暗中自己贴了不少钱，此中调剂，当事人不知也。

    殷海光有一封给何友晖的信，中有一段自道他和我的为人：

    李敖从前托人告诉我，说我quot;为人应世笨拙不堪quot;。我想他的话是有相当道理的。第一，他为人应世比我灵巧得大多；第二，他跟人接触，最根本的着眼点就是自卫，因此他总先假定人是坏的。我的自卫意识远落在求真精神之后。我跟人接触时，尤其是跟青年接触时，常不假定他别有用意，除非确有明证来证明他是别有用意的，我不轻易下这样的判断。

    可是，等到有了明证时，我已经吃亏了。然而，我无悔，我并不因此对人类绝望。一个理想主义者常常不免要为他的理想付出这类吃亏的代价的。我们没有决定性的理由（decisivereason）来断言这个地球上没有真诚的人。我们可以碰，也可以寻找，与我们共心通灵的人。我想你们在香港可能交接到不少朋友。当然，时至今日，仅靠言词不足以知人，我们还得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

    在时过境迁以后多年，回想大家quot;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quot;，萧孟能确是真诚帮助他的出版家，因为以殷海光当时的处境，这样年复一年的支援，确属难能可贵。萧孟能虽然与我反目，但他做的好事，不应埋没－李敖为人侠骨柔情、恩怨分明，也由此可见一斑吧？至于殷海光说的quot;仅靠言词不足以知人quot;，这倒真正有感我心。殷海光quot;为人应世笨拙不堪qu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