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股员电话云：奉教育长谕，转奉校长命，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迅速派兵舰两艘为要。（《办事处交通股长欧阳钟致函海军局函》原件，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三八)

    李之龙的妻子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提出的报告，今藏南京二档馆，亦谓来人亲口向她说，奉蒋校长命令，有急事须派舰赴黄埔，听候调遣。

    由上引档案资料可知，李之龙绝未矫命，调舰度清楚，而且调舰有因，为了保护商船。所谓擅自调舰意图变乱，便是空穴来风。而且当中山舰于十九日上午九时驶抵黄埔后，章臣桐代舰长即赴军校报到，出示李之龙代局长命令，并请示任务，由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的副官黄珍吾代为接见。据黄副官说，他向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邓不知调舰事，但请转知舰长候命。

    此时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要求参观中山舰，李之龙乃以电话请示蒋介石调回中山舰。是以调回中山舰亦事出有因，中山舰既有“候命”的指示，调回自当请准而后行，然而蒋介石却觉得可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研究这一段曲折过程，认为李之龙既未“矫命”，“所谓蒋介石下令调舰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矫蒋介石之令的是欧阳钟”。（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三九)杨氏进而指出欧阳钟的背景，曾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任军校代理辎重队长，寻改任少校教官，再改任军校交通股长兼省办主任，系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海军官校副校长欧阳格之侄。换言之，欧阳钟的“矫命”乃揭示了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或用杨氏的话说，乃“西山会议派与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把戏”!(同书，页四四六)

    但是杨氏没有注意到，调舰的命令初出自蒋介石办公厅的孔庆睿主任。孔主任为了保护商船调舰，有何理由不报告他的顶头上司？事前不禀告，已难以置信；即使事后蒋问起再报告，亦足以释疑。诚然，包括欧阳叔侄以及西山会议派与孙文主义学派等右派分子，固然有借故生事之事实，诸如散布谣言，图谋“拆散广州的局面”、“想促使共产党和蒋分家”，但是假如蒋介石不因其个人野心，袒护右派分子，一秉公调查，调舰程序与人员一问便明，欧阳钟又何从“矫命”？“把戏”便会揭穿。如果欧阳钟果真“矫命”，难道蒋介石始终蒙在鼓里，否则何以全无痕迹？事实上，蒋介石为了夺权，意识形态并非主要的考虑，所以始终咬定是当权派汪精卫与俄国顾问的阴谋。即使三月十八日、十九日因调舰误会，受谣言影响，蒋介石于三月二十日采取断然措施，一个月之后，总该把误会与谣言搞清楚了吧，然而他于四月二十日当众宣称此事“太离奇、太复杂了”，竟故弄玄虚，以至于此。其实，所谓“离奇”与“复杂”，不过是坚持左派想干他的阴谋，公然影射汪精卫与俄国顾问季山嘉合谋，指示李之龙以中山舰劫持蒋介石，送往海参崴。事实上，蒋于是年元月底，曾与季山嘉研究北方军事政治，并谓：“余若在北方觅得一革命根据地，所成就功业，其必十倍于此也。”(中国第二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页五三三)可见他自有北上之意图，而竟诬为汪、季之阴谋。

    蒋介石有一则自记，颇为有趣：“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至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但后来又修改原文，自觉不妥，将此段删去。(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页五四七)更有趣的是，陈立夫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此事，不过故事情节全异。蒋说自己决定去汕头避祸，而陈更直截了当说，汪精卫与俄国顾问逼蒋搭船去海参崴，途中经陈劝说，而不是蒋本人“猛思”，才“决定留下来干了”，并自诩为“北伐前历史性的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