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画蛇添足地说：“这件事除了蒋先生和我二人知道以外，无第三人知道。”(陈立夫《成败之鉴》，页五十一、五十二)没有第三人知道吗？非也!当时担任虎门要塞司令职务的陈肇英就说：

    蒋校长即邀余等数人分乘小轿车二辆，赴庐山丸停泊处。迨车抵长堤东亚酒店附近，蒋校长考虑至再，终觉放弃行动，后果殊难把握，亟命原车驰回东山官邸，重行商讨，终于采纳我的建议，部署反击。(陈肇英《八十自述》页六十七)

    又是另一种故事情节。中途折返到底是蒋本人的“猛思”呢？或是陈在途中所做的“历史性建议”呢？还是回到东山后接纳陈肇英的建议呢？言人人殊。不仅此也，连到底是坐车、坐船，还是坐轿子，都是各有其“好”。乱编故事才会发生这种“罗生门”式的情况。显然蒋先有此说，作为其“反击”的借口，而二陈则各自附会、各自臭表功耳。果如他们所说，汪与季山嘉的阴谋已到逼蒋出走的地步，何以对蒋之“反击”竟全无预防而束手待擒？蒋介石本人后来删去这个“借口”，显然自知难以自圆其说。然而居然仍有人把抛弃的鸡毛当令箭呢。

    我们再看蒋介石于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不久的宣称。他于事发后四日对第四期学生训话时强调：“(李之龙)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事发后十日，他于《人民周刊》上发表《三月二十日的戒严》一文，又说：“苏俄已成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并说东山警戒“有防俄顾问出入，此亦余深致不安者”；事发后不到一月，于对全体党代表演说词中再度申说：“二年以来，我对于共产党同志亲爱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我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很赞成的。”(《中山舰事件》，页二二五至二三二)但是他于事过境迁之后的历史定论却是：“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原为共产党员)，前日矫令中山舰由广州直驶黄埔，企图以武力加害于公，阻碍革命进行。旋公发觉逆谋，宣布广州戒严，逮捕李逆之龙及潜伏军中之共党分子。又令共党所操纵之省港罢工委员会缴械，并夺回中山舰，事变遂平。”(《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一卷，页一一七)

    两相对质，一亲共、一反共，完全矛盾，可知他的说词只代表一时的政治动机，原非真相。比较而言，愈接近事件发生的时间，愈为可靠。不过，他的亲共言论显然不是他的理念，正好说明当时他仍然需要中共，特别是俄共的合作与支援。他的目标是夺取更多的权力，而不是与共产党闹翻。俄国顾问在斯大林的指令下也不愿与蒋翻脸，遂使蒋计得逞。

    总之，蒋指汪谋害他，既不公正，也与史实不符。蒋于事隔半年后犹狡猾地对陈公博说：“汪先生要谋害我，你不知道吗？汪先生是国民政府主席、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对我不满意，免我职好了，杀我也好了，不应该用阴谋害我!”血口喷人、咬住不放之余，还要说风凉话，直是“瑞元无赖”性格的另一种表现。陈公博应该回他，汪先生既可免你的职，甚至杀你，又何必搞什么阴谋，何况那时还在病中，要搞阴谋也非其时。今人若为“后见之明”所误，带着日后蒋汪斗争的有色眼光来看此事，对汪想干蒋的指控不以为疑。事实上，自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去世到一年后发生中山舰事件，为汪蒋最亲密时期，蒋刻意奉承，汪视为亲信，甚至纵容、包庇，如对付许崇智诸事，一意袒蒋。陈公博于一九二八年反驳阴魂不散的“汪害蒋论”，十分有力，而且完全符合史实：

    一、三月二十以前，汪、蒋的亲交，谁也比不上。广东统一，虽是党的力量，但两次东江之役，黄埔之力为多。是时汪欲去蒋，无异自杀。乡愿不为，而谓贤者为之。

    二、三月十六以后，汪已病不能与，十八夜自国府回家以后，即卧床不起。当时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