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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抗命中央
就将成为泡影。蒋介石三番五次地当着总军事顾问的面,真正地大发歇斯底里,搓手、哭泣,喊着“一切都完了”,说要开枪自杀。布留赫尔(Blucher,即加伦将军)每次都是好不容易才让这位神经脆弱的总司令平静下来。(页二○四至二○五)

    在加伦将军的镇定下,阵地不但未乱而且稳定下来。十一月五日贺耀祖率部攻克九江,孙传芳知败局已定,返回南京。八日进攻南昌孤城,孙军寻即投降,退出城外。九日蒋介石进驻南昌。江西战役获得全胜,虽多赖第七军与第四军的骁勇善战,然而总司令的威信不仅得以挽救,而且加重了他的政治筹码。

    江西初胜,蒋介石才命驻守汕头由何应钦指挥的第一军进兵福建,孙传芳的主力既在江西被歼,闽浙实甚空虚,但第一军行军仍然迟滞,至一九二六年年底不战而入福州。至此国民革命北伐军已占有粤、桂、湘、鄂、赣、黔、闽七省,革命根据地亦由珠江之滨,延伸到长江流域,颇似当年太平军北伐的声势。然而不免也像太平天国一样,拥有半壁江山以后,发生剧烈的内斗,而导致国民革命阵营内斗的主角便是蒋介石!

    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搞政变,削弱了国民党左派的权力,但第三国际方面当时不愿相信蒋之反共反苏,只认为是人事纠纷,依然把他视为“革命将军”,并予以支持。不过包括中共在内的国民党左派,对蒋已有戒心,彭泽民早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在中常会上议请汪精卫同志早日销假视事(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页五四九),各省党部纷纷响应,于右任等更电请中央催促,以主持北伐大计。(见同书,页五七五一六○○)七月七日蒋就总司令职,左派迎汪更切,显然欲以汪制蒋。蒋表面上欢迎汪回国主持党务,但私底下认为“迎汪”的目的就是“倒蒋”,并在日记中写道:“从中必有人操纵,绝非大多数之真意,自吾有生以来,郁结愁闷,未有甚于今日也。”(《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并怪罪共党从中捣乱,恨得“切齿”。(见同书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日)蒋在内心中不容汪,绝无可疑。蒋虽于十月三日发出迎汪电报,实因俄国军事顾问加伦相劝以及形势所逼所致,并非心甘情愿。以蒋而言,权力斗争正来日方长。

    国民党中央又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决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开会六次,意在统一党的领导权,选出十三人政治委员会,涵括左、中、右三派,借此罢免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及张静江的代理国府主席,但遭张全力抵制,卒以前方战事紧张要挟鲍罗廷而未果。然而山雨欲来之势,已在眉睫。

    广州既又成左派重镇,蒋介石乃提出“中央党部移鄂”之议,且于十月二十二日驰电张静江、谭延,力陈“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八册,页一O五)最后国民党中央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决议迁都汉口,主要还是由于张作霖与日本起冲突,迁都已无奉张之虑。中央委员与国府委员遂分批北上。十二月二日,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鲍罗廷等一行十余人,途经南昌,蒋介石设宴款待,报告北伐情况,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并于六日晚开始做庐山会谈,讨论政治、外交、财政、军事各问题。蒋于取消主席制以及迎汪回国,均表附议,更积极主张迁鄂,且谓待军事稍定,即赴武汉。(见蒋介石复武汉各界团体电,载《广州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但是当鲍罗廷等一行抵达武昌后,有鉴于广州之党部与政府既已停止办公,遂于十二月十三日决定先组织临时联席会议,以徐谦为主席,暂时执行最高职权。蒋于事后始知,虽于十二月二十日复电赞成,但心中已大为不快。他原以为可以赴鄂出掌大权,孰知鲍罗廷与那批中央委员并未对自己如此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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