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连联席会都插不上脚，乃蓄意有所行动。

    当中常委代主席张静江与国府代主席谭延闿等一行北上，于十二月三十一日途经南昌，被蒋介石留下，并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会后通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以利政治与军事的配合。同时决议将于三月一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再定迁移问题，又拟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等。至此蒋介石已公然以南昌的中央政治会议向武汉的临时联席会议挑战，以争夺“执行最高职权”。武汉方面此时正因占领英租界进行外交交涉，恐影响大局，乃由宋庆龄等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情势，嘱蒋“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迁都)决议，坐失时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页三七五)，并电请南昌同志莅鄂。

    蒋介石不得已于一月十二日偕加伦将军、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等抵达武汉，受到盛大欢迎，催促迁鄂，然而蒋仍执意迁赣。鲍罗廷刻意讽劝，蒋竟视为侮辱，已存决裂之心，未遑多留，即于一月十八日返回南昌。二三天之后，即与张静江、谭延闿联名，以中央名义命令取消联席会议，立即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已成公开对抗之局。鄂方发动舆论压力，但更主要的是宋子文控制军费，诚如蒋之军需处长徐桴于一月三十一日电文中所说：“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所以当宋于二月四日亲赴南昌斡旋，不到几天南昌方面就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至武昌，至于中央全会则俟东南底定后再开。鄂赣虽未真正分裂，然不过是推迟了决裂的时日，终不免后来的宁汉分裂。

    宋子文“说服”蒋介石之后，于二月九日自赣电鄂，谓谭延闿等数日内可莅鄂，但迟迟未见驾临。此时更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鄂方终于领教了“瑞元无赖”的专制与跋扈，遂由徐谦等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拟“从事党权集中”，即想把枪杆子控制在党权之下，形成一种恢复党权运动。此一运动针对蒋不言可喻，如孙科所说：“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陈公博《苦笑录》，页七十三)但是恢复党权运动虽轰轰烈烈，如二月二十四日武汉有一万五千人集会，却一直没有公开指名抨击蒋介石，一方面有所顾忌，另一方面则是盼望“浪子回头”!虽如此，蒋介石在南昌已公然反唇相讥，声言：“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蒋之演讲载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他已把革命作为权力的代名词了。但是此时他的财政问题尚未解决，只能动口，还不敢动手，表面上仍表拥护武汉中央，呼吁团结，只要求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延至三月七日召开，当然获得中央的同意。

    然而当南昌方面谭延闿、李烈钧、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于三月七日前到达武汉开会，蒋介石却未来，借故与朱培德去阅兵，须至三月十二日才能来开会，并扬言他们如能等我，“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其虚伪可知。”(《陈果夫的一生》，页一O七)他把准时举行竟说成提前举行，何况三月七日原是他要求的日子。他的蛮横，原想测验一下自己一身举足轻重的分量，但到会人数既足，自无再延的必要，还有不少人讨厌蒋之独裁作风，更不愿为他延期，与会的吴玉章明言：“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不可使蒋同志因此而生错误，若一展再展，诚属非计。”(《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话虽如此，会中当然有帮蒋说话之人，造成紧张气氛，遂以三月七日为预备会。二届三中全会到三月十日正式开幕，十七日结束，仍不见蒋介石出席。全会肯定临时联席会议，决议恢复并提高党权、坚持革命路线与政策、否定非法选举、改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