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乃采取更加积极行动，除了派张群、吴铁城等携巨款赴晋活动外，更亲自前往北平，邀阎面谈。阎乃于六月三十随同蒋所派遣的孔祥熙、吴稚晖等人来到北平。蒋竟愿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相授，以示笼络。但阎亦不欲一面倒，一方面应付蒋，另一方面仍想保住冯，互为制衡的筹码。此种均势，自于阎最为有利。冯亦因而被阎留置于建安，形同软禁。

    蒋介石以为形势大好，遂于八月间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编遣会议，一切议案由蒋独裁，毋须讨论，举手通过，故又称之为“编遣实施会议”。蒋固然是得遂夙愿，然亦不免亮出底牌。他的目标果然就是强干弱枝，尽量压缩地方武力，反而扩充自己的中央武力。“当高唱编遣之时，蚌埠上下竟满布招兵旗帜，并先将教导团改为教导师，此种办法是唯恐自己势力不大、唯恐别人不能消灭，完全不顾念人民的负担，也不计及部队素质的良否”(《冯玉祥日记》第三册，页四十七)，自然引起大小军头的疑惧和不安。依冯玉祥看来，“日本小国、苏俄大国，都有军区制。我国现欲集权一身，连军长都裁去，此全是自毁办法”(同书，页三十七、四十)，认定就是照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倒蒋之志益坚。

    第二次编遣会议于八月六日结束，阎锡山请辞山西省主席，作为试探，蒋竟于四日后照准免去本兼各职。阎虽因而也想倒蒋，但仍不愿公开，只愿暗中搞。蒋亦积极备战，向德国购买了六个师的军械，集兵力于蚌埠一带，并在安徽、山东两省大肆招兵。战事似不可免，阎、冯遂商定先由西北军将领通电，最后由阎、冯联电致蒋，请将国事交于国人，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再行用兵。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果于十月十日发出讨蒋蒸电，述蒋六大罪状，认为“蒋氏不去，中国必亡”(见《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四十一期)，即于西安誓师。可是发动之后，阎锡山并无意与蒋决裂，甚至还互通消息，以至于违约，不肯如约通电表态，使战局无从展开。冯玉祥有被出卖的感觉，愤而绝食。(参阅《冯玉样日记》第三册，页五十六、六十二、六十四、六十六至六十九)

    冯、阎联手，结果变成冯军单干。蒋介石即于十月二十八 日发表了四言一句的“讨冯誓师词”，声言要“肃清反叛”。“叛军”最初兵分三路，鞭指河南，但是先胜而后败。致败之由，除军饷不足、枪械不如以及指挥不一致之外，最主要的关键是阎老西不守诺言，迹近出卖朋友，大有扯后腿之效。至十一月初，阎更就任蒋授予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称号，然而亦未允出兵助蒋，仍然采首鼠两端的策略。但是这种策略显然对冯不利，确如冯所说：“阎不表示态度，且就蒋之副司令职，致前方将领心怀疑虑。”(《冯玉祥日记》第三册，页八十一)导致军事上的全面失利，只望死守潼关，以待天下之变。此时其他各地的反蒋声势仍然此起彼伏。

    一九二九年的十二月中旬，冯玉祥想离开建安前往太原，显然要敦促阎锡山采取积极反蒋行动，但是已经发觉自己的行动完全失去自由，“俨若待决囚也”，十分生气。至十六日，从天津发行的《益世报》上，见到蒋、阎来往电报四则，自谓“积久闷葫芦已全打破”，失去自由也就不足为怪了，骂阎“狐埋狐攒，纵人入井而投以石，”甚恨其“反复险诈”，但冯仍坚持反蒋工作，因为他“认定蒋为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最大障碍”。(参阅同书，页九十一、九十四至九十五)同时，冯致蒋一函力斥蒋措置乖方，不一而足，并见诸十二月二十日的《益世报》，如谓“讵期执事主政，恣意悖行，致前次革命运动所得之成功，悉被破坏殆尽”，“欲举国家为孤注，以快一人之私(未删节之全函见同书，页九十七至九十九)等，犹如檄文。

    到时序进入一九三O年，阎锡山终于知道副总司令一职不好当，不仅需要赴京上任，而且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