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兼省职，显然是“离窝毁巢”之计，始有唇亡齿寒之惧，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采防御措施，蒋、阎的电报战于焉开始，摩擦日甚。国民党改组派的军事倒蒋活动更予阎以极大的鼓励。改组派之产生有鉴于国民党为“新军阀”与“腐化分子”所包办，故认为“党的改组”以及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精神，为党的唯一出路。以汪精卫一派为核心人物，乃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沪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当蒋介石于翌年三月包办“三全”大会，排斥异己，改组派立即宣称三全大会为非法，并成立“护党革命大同盟”，强烈反蒋。汪精卫在法国也为之呼应，称倒蒋运动乃“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之争”。(阅《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页二十五至二十九)改组派上海总部又成立护党救国军，开始军事倒蒋。亲汪将领张发奎首先于九月十七日以其第五师通电拥汪讨蒋，十月上旬，汪自法返国，十一月十七日，李宗仁与张发奎联名通电讨蒋，唐生智、石友三继之响应。十二月二日，唐联合七十四名将领发表通电，劝蒋停止用武。五日，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榘、马鸿逵、孙殿英等也纷纷通电讨蒋。但是倒蒋的人马虽多，却步调不一，缺乏统一指挥，被蒋各个击破，蒋且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利用中常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然而汪并不灰心，随即乘势促阎反蒋。

    阎于一九三O年年初，即向其主要将领表达了反蒋意图，自二月上旬起，针锋相对的电报战日见升高。阎于二月十日发表有名的蒸电，指出南京国府蒋主席一再自称“力谋军队之编遣、党务之整理，以期树党国万年之基，尔后功成身退”，但事实上，“事与愿违，变乱迭陈，党内之纠纷愈烈，军人之恐慌愈甚，挑拨离间者之机会愈多，加以民间之疾苦日增，士兵之怨望日蓄。”在这种情况之下，实不宜再以兵戎相见，自相残伤。其中警句如“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伤亡者皆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本党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信徒”。因此阎以“整个的党、统一之国”，与蒋互勉，要求相互“礼让为国”，两人“共息仔肩”。阎锡山特别要表明的是，为了避免战争，为党国利益计，他愿自己与蒋一起下野。但是蒋介石回电认为他之所为，乃“革命救国”的“义务”，而非“权利”。辩说“权利自当牺牲，义务不容委卸，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他要阎“万不可肥豚唱高，轻卸救国重任”，他自己当然不会“轻弃党国付与之重任”。阎于十三日再驰电蒋介石，重申共同下野之意，并警告不要轻易动武排斥异己，有谓“治国之道，重在止乱，不重在戡乱；且能止乱，戡乱始有结果，不能止乱，而一味戡乱，乱终无戡了之一日”。蒋得此电，赫然震怒，欲即下令挞伐。然而汪精卫于二月十八日电阎，盛赞蒸电所说“整个的党，统一之国”，认为是“至要之图，得公主持，深慰海内云霓之望”，亟力鼓励“坚持正义，不避劳怨”，联合各派，进行反蒋，以“共底于成”。(汪致阎电见一九三O年三月十日《革命日报》，蒋阎电文载日本东洋文库藏《民国政治史资料》)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胡宗铎等亦于二十日联名通电，主推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翌日，蒋电阎仍认为，要他引退“无异为反动者解除本党武装，阻止本党革命”。然二十三日，阎、冯、李等四十五人在太原发出通电，主张由全体党员投票，解决党国纠纷。汪精卫也自港通电，赞成总投票，并谓若和平无望，则以武力制裁蒋介石。

    此一蒋、阎电报战，促成浩浩荡荡的反蒋联合阵线。三月间，国民党改组派上海总部便搬到北平，同时桂系与西山会议派人马也纷纷派员到平津活动，与阎、冯连成一体。三月九日冯玉祥由山西回到潼关与旧部会合。(见《冯玉祥日记》第三册，页一三八)临行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