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派了。美国学者易劳逸称之为“一个流产的革命”，并谓蒋氏已把国民革命转化为军事集权，把国民党变成一个法西斯政党。(Eastman，tive  Revolution， P.39-55)但是他嘴巴上仍然革命不离口，在他嘴巴里，连革命搞得最凶的共产党都成了反动派了，无非要继承孙中山的革命法统。其实他所谓的革命，必须以他的意志为意志，所有不服从他主张的人非“逆”即“匪”。这是一种霸道主义，邵元冲在日记中留下一条，颇可透露“蒋帮”的真面目，那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二，国民党在九一八事件群情激愤下聚会：

    全市党员在中央大学开会，介石前往演说，中有一人稍施讥弹，季陶即叱令缚跪，介石亦顿足怒骂，是亦不可以已乎？(《邵元冲日记》，页七七六)

    “稍施讥弹”，就被绑起来下跪，被“顿足怒骂”，固无一点言论自由之可言，更无人权之尊严与保障。蒋介石和戴季陶辈的作风，何异于北洋时代的恶劣军阀。北洋大军阀冯国璋、段祺瑞等的脾气，还没有蒋、戴那样暴烈!

    北洋军阀固然是军阀，国民党的地方军头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也被称之为军阀。蒋介石没有被称之为军阀，因其拥有中央，有大一统之志，所谓军阀每指军事强人割据的“地方主义”。事实上，冯、阎、李辈何尝不胸怀全国，他们的民族主义不会逊于蒋。他们如拥有中央，作为也不可能输给蒋。蒋虽拥有中央，有志统一，但一直很“地方”，只不过是他“割据”的地方较大、“资源”较多而已。他在一九二九年元旦向军校学生训话，说是“三年前立一个志，要统一中国，现在做到了”(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十一)，但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大战。中原大战后，以为统一了，其实西南仍然形同独立，中共苏区犹在。美国公使在一九三三年年中报告，仍谓国民政府不成其为中央政府，仍然是分裂状态(Nelson Joo S． K．hornbeck，Junel 1933)。一直到抗战爆发，同御外侮，才勉强可说是统一，已经是“黄金十年”的尽头了。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除统一外，还想到国家的尊严和建设，然而这两方面的成就都很有限。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权利，自有助于国家的尊严，但除了一九三三年获得关税自主外，其他如治外法权、租界、经济权益的回收，都不能完成，而同时日本不仅加紧侵夺利权，更进而侵占领土，使回收利权运动，显得毫无意义。至于经济建设方面，在宋子文主持下，有初步的成效，币制统一了，于一九三五年发行了法币，铁路与公路增多了，还增添了航空、邮政等等，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间，一共请了二十六位国联经济专家，提供农业、公路、水利等方面的意见。但是根据经济学者鲍伍(Douglas Paauang and Economic Stagnation，1928-1937，”Journal Of Asian Studies，Feb．1950，P．213-220)我们认为主要原因，除了国家预算入不敷出，岁收只能支付八成开销之外，就是军费浩大，占了预算百分之四十以上。这又与蒋介石有关，他美其名曰国防建设，实际上大力扩充其嫡系军队的装备，从事不断的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可能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

    我们可以发现，所谓“黄金十年”的实业建设，约有百分之六的成长率，似颇可观，但大都集中沿海地区，尤其是通商口岸，而外国资本控制生产，且以消费及服务性为主，工厂规模亦小，全部员工不过两百万人，只占非农业劳力的百分之四，所以对整体经济影响轻微。(参阅Crial Develop ment in Pre-Comamunist Czell)，于中原大战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