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蒋介石的私人火车内，为战役做了重要的策划(见Kirby，Germany and Republi can China，P．110)，可以说是蒋介石的“秘密武器”。一九三三年以后，蒋德关系有新的发展，要因各取所需。中国成为德国军火的主要买主，同时德国于战败之后，大力振兴，尤其是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取得政权后，更大力扩充军备，极需向中国以军火交换战略原料，诸如钨、钡、钒、镍、铬，完全取之于中国。早于一九二九年，德国即由中国获得其所需百分之八十八的锑以及百分之五十三的钨。钨为耐高热的金属，在欧战时即被视为极重要的战略物资，而钨与锑都盛产于湖南，难怪一九二九年三月四日当蒋介石听到武汉政治分会调动军队，驱逐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时，“怒形于色”(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十三)，引发蒋桂大战。李宗仁还以为是他的两个军长得罪了蒋介石之故呢。

    蒋德间军事伙伴关系，如此依存，关系自趋密切，大批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派遣，实为顺理成章之事。据估计德国顾问在华工作人员有一百五十三名，其中教授博士十五人、将领八人、校官二十四人、高级工程师及技师四十人，此外还有非军人身份顾问。(参阅辛达谟《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工作的探讨》，《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四册，页九十三至一O九)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魏曹将军介绍施克()将军接替。施克将军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在庐山与蒋深谈，由朱家骅当译员，得到蒋的信任，被聘为“高级顾问”，参与军事、政治、经济事务。普鲁士出身的施将军认为军队乃国家的象征，为政治的工具，以及统治权力的基础，尤与蒋委员长心心相契，积极希望德国顾问协助增强军队的素质，优秀军官的培训，以及建立在蒋一人统一指挥下的国军。当施将军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在牯岭重晤蒋时，蒋盛情款待，并给予每月二千美元的高薪，成为国民政府总顾问。蒋之嫡系部队以及军工业就在施顾问的设计下，进行改造，同时组成以法肯豪森将军(General von Falken  hausen)为团长的六十一人德国军事顾问团，训练新兵。蒋介石邀请德国顾问来华相助的动机，显然是因为仰慕德国的军事体制，及其法西斯主义，引外力以壮大自己的武力。

    在这个背景下，蒋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在牯岭与德方订立以中国原料与农业产品交换德国军工业产品的密约，以加强两国关系。但是德方与广东陈济棠的交易，犯了蒋之大忌，并向柏林抗议。结果德国外交部既反对以物易物把军火给两广以触怒南京，也反对把军火输送给南京以触怒日本。由此可见，蒋积极图谋西南，尚有争夺自然资源的原因在，收买陈济棠的飞机起义，绝对是划得来的。地质专家翁文灏于此时受到蒋之重用，亦非偶然的了。蒋介石既定西南，与德国的交易又畅通了起来。一九三六年七月，希特勒的国防部长赖清恼(Generalvon Reichenau)访华，授蒋宝剑以示敬意，答应军援，甚至政治上的合作，建议中德共同发表反共宣言，可见德国军方的兴趣甚浓，但在日本的压力下，德国外交部持审慎态度。(参阅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ch.v)希特勒更决定与日本共同反苏，并与满洲国往来。一九三七年，孔祥熙驰函希特勒，盛赞德国元首为“我们大家的模范”(model forus all)，说希特勒是为国家自由、荣誉与正义而努力的伟大斗士，并代蒋介石致意，但希特勒连信都不回。(见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P．238)

    相比之下，那十年的美蒋关系要平淡得多。美国于欧战之后已洞悉日本崛起于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