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t，1911至1941微卷一，Report No．8149，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至二十五日)

    但是事实上，他离京并不是北上抗日，而是借机下野，以表示他原来是要亲赴东北督战的，只因被逼下野，壮志不酬!我们如稍用点脑筋，便知他之所以下野，因九一八后不抗日之故。如决心抗日，必能团结党内外的抗日共识，又何必要下野呢？九一八之后，抗日不仅是国内的共识，连美国驻华武官也鄙视中国不抵抗，而为马占山喝彩，赞扬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认为表现出来的“战斗意志”，足以赢得中国抗日的最后胜利。外国人旁观者清，更能看出当时中国的分裂与不团结。但是团结的最大障碍乃是元首蒋介石的不抵抗。他的注意力放在国内的敌人，而不太在意国外的敌人。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绝对错误的、绝对说不通的，连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都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是自杀政策，主张从“攘外中求安内”。(见《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但蒋为什么要坚持他的错误政策呢？甚至于在九一八以后，他仍然顽固地不抗日，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为止。他的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也就是说把国内的敌人解决之后，再谈抗日，这个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似是振振有词，其实经不起分析与驳斥。所谓“安内”，要消灭“共匪”。其实……蒋介石要安的内，岂止共产党!他还要消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以及其他的诸多“杂牌军”。“其他”都是国民党，对北伐又有功，还是不行，照蒋介石看来，他们是“新军阀”。但是蒋介石要安的内，又岂止于国民党内的新军阀，像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照样要“安”!是以要安内成功，必须等到蒋介石成功地铲除一切反对他以及可能反对他的势力。

    还有一个理由，说是中国太弱，需要时间养精蓄锐、整军经武，才能抗日。有的甚至还说，中国抗战得还太早，如果再过几年中国更强了，抗日可更加成功。这种说法实在可哂。这些人似乎认为，那时的日本帝国正在走下坡，而中国正在欣欣向荣。事实恰恰相反，九一八以后日本军国日盛，而中国的情况则每况愈下。要安内去拼命打内战是培养国力的办法吗？继续内战绝对是继续消耗有限的国力。所以，从这个观点看，先安内再抗战根本是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因为真正安内完毕，中国更加没有攘外的本钱，油尽灯枯，还抗什么战？

    蒋介石的不抗日，引起全国骚然。蒋作宾于九一八之后十日，记道：“南京有六百余学生围攻外交部，王部长(正廷)受重伤。此间(日本)留学生亦有请愿回国之集议。人情奋激，莫可如何。”(《蒋作宾日记》，页三六三)十月二日又记：“文武各学生均来要求回国。舌敝唇焦，苦口劝导，终不见听。”(同书，页三六五)十二月八日又记：“闻国内学生大闹，共产党亦乘机而起，前途未可乐观。”(同书，页三八九)十二月十五日又记：“南京学生大暴动，捣毁中央党部及外交部，各处已成无政府现象。蔡元培、顾维钧等均受重伤，蒋介石通电下野。”(同书，页三九一)如果蒋介石真要北上督战抗日，群情激愤的学生能不欢欣若狂、一致拥戴，还需要下野吗？在广州的胡汉民等国民党因抗日而反蒋，蒋若抗日，又何必反蒋？

    然而抗日激情不仅仅见之于年轻学生，稳健持重的国之硕老，如马相伯、沈恩孚、章太炎等也一再通电呼吁抗日。章太炎尤其积极，九一八之后，他并未立即抨击南京政府，因国难当头，他仍然希望政府在民情的激荡下领导抗日，但当他发现此一政府既无抗日的计划，更无抗日的意愿时，他便公开谴责南京政府卖国!一九三二年元月二十日，章太炎与熊希龄、马良等于上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致电南京当局：如果当局不愿或不能抗日，便应下台，由别人来领导抗日。章太炎当然知道一旦与日本开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