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抗战，人员伤亡的惨重、财产损失的巨大，难以估计。所谓消耗，我方所耗十倍于敌人；所谓持久，不过在淞沪坚持了三个月。在上海能打上三个月确实已很了不起，至少打破日本人想于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的梦想，然而为了持久抗战、保存实力，必须适可而止。但是蒋介石竟被英美各报赞扬我军在沪英勇抗敌而陶醉，居然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亲往前线视察时，向高级指挥官训话说要在精神上“胜过敌人”，“使敌人溃灭”!(《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四卷，页六四二)这种鲁迅所说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并无补实际，我军虽浴血奋战，实已疲惫不堪，苦撑下去只是无谓的消耗，可是不知兵的最高统帅，相信精神胜利法，三令五申：“擅自撤退，军法从事。”况且他只喜欢听报佳音，听到坏情况就大发脾气，以至于上下诡报士气旺盛，掩饰实况。最后大本营副参谋长白崇禧等再三苦谏，才准予向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阵地转移。

    哪知转移命令已经下达，蒋介石得知九国公约将于十一月三日在北京开会可能制裁日本，又决定收回成命，严令各部回到原有阵地死守。知兵的白崇禧告诉蒋，在敌人强大炮火下，已开始撤退的部队若再回原阵地，必起混乱，甚至不可收拾，但蒋坚持不听。不听军事基本常识的后果，果然是进退失序而起紊乱，而日寇三个师团正好于十一月五日在杭州湾登陆，企图对我军包抄歼灭。在此紧急情况下，唯有再仓促撤退，已无时间计划，以致十万大军拥挤于公路之上，地面上有敌人坦克追击，天空上有敌机轰炸，只能各自疏散，完全失去控制。幸而撤至吴福线和锡澄线阵地的部队，据冯玉祥说，因仓促之间找不到工事位置，或找到工事而找不到钥匙(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结果这个蒋介石建设多年的国防工事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而放弃，岂非天大的笑话？陈诚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武昌珞珈山将校研究班，讲《沪战的经过与教训》，也承认不能整齐而有计划的退却，是很失策的。(原件藏南京二档馆)蒋介石一意孤行导致撤退不当，使淞沪之败更加雪上加霜！

    从代价甚昂的淞沪之战到极度混乱的仓促撤退，再度证实蒋氏军事指挥能力的严重缺失。任何指挥官如此，都应撤职查办，但谁又能撒蒋委员长的职呢？中国军民只好跟着他硬干。他的军事知识如此，政治常识又如何？从他冀望于九国公约会议，可见对世界局势懵懂无知，结果不仅德国与意大利帮日本说话，连英法也表示“中立”、“不介入战争”，根本无法给予日本侵略者任何制裁。蒋介石的希望落空，但是他的一念之差，不知冤死了多少浴血奋战的英勇官兵，以及无辜横死的中国百姓。

    日寇以陆海空三军重型装备追击溃不成军的我军，并分兵三路进攻南京。在这种情况之下，凡稍具军事常识者皆知，南京不可能守得住，实在不需要再做无谓的牺牲。所以当蒋介石于十一月十七日至十八日连续召开三次军事会议时，德国军事顾问团长法肯豪森、李宗仁、白崇禧都不主张守南京。李宗仁甚至主张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按国际公法不能再动武，可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参阅《李宗仁回忆录》、igers Fight P.66)，不过从政治上考虑，南京是首都，终不能不战而弃守，故大本营作战组长刘斐建议，以少数部队做象征性防守，然后主动而有序地撤退。可是蒋介石既不听李宗仁等的主张，也不接纳刘斐的建议，把心思放在所谓国府和国父陵寝所在地上，因此必须死守。是以当唐生智慷慨陈词，愿与南京共存亡云云，正中蒋意，即命唐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死守首都。不过不到两天，蒋于十一月二十日又宣布迁都四川重庆。蒋介石又于十二月四日，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说是守南京为了“牵制敌人兵力”，更说将亲率云南部队来解南京之围云云。蒋介石又于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