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他不要联共，而要溶共，要把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犹如军队之收编，化掉以后，实现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理想。所以周恩来虽一再向蒋表示国共合作的诚意，蒋总是大剌剌地回答说：“不要提国共合作，只要提与我合作就行了?选”（参阅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页二九三、三六三）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弃守，蒋介石忙于应付凶猛的日军进攻，尚无余力来对付共产党，国共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摩擦。值得注意的是，蒋毛对付日军进攻的战略，已见其异。蒋打的是正规的阵地战，兵力不易集中，面对敌人强大优势的火力，常陷于被动挨打，付出惨痛的代价，导致一泻千里的大溃退。毛打的则是运动战，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打游击。朱德、彭德怀等共军将领，掌握机会，深入敌后，建立愈来愈多的抗日根据地，包围敌人占据的都市与交通要道，易于扰敌，而不易被敌所歼。蒋之正面作战与毛之游击战，可谓国共两党抗日的战略配合。此外，在抗战初期，国共在战役上配合，赢得平型关之战的一场胜利。一九三七年的九月里，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决定突破长城防线，进兵山西，向平型关一带进攻。九月二十二、二十三两日，展开血战，傅作义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之命增援，而共军第一一五师由林彪率领，拊平型关敌军侧背。林彪的机动灵活战术与傅作义正面的主力防御，配合得很好，利用有利地形，设置埋伏，以待进犯之敌。二十五日早晨，一支日军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圈，立遭痛击，被截断首尾。至翌日中午歼敌千余，并切断日军交通，有力支援了傅作义的正面反攻，使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陷入重围。九月三十日，因板垣大举增援，各部撤离战斗。这一仗可谓国共联合抗击日军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

    从平津、淞沪，到南京失陷，中国军民虽然牺牲惨重，但抗敌的英勇确实可歌可泣。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保卫武汉期间，毛泽东特别托周恩来给蒋介石一封亲笔函，向蒋“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表示崇仰。同时鼓励蒋“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战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信中一再强调团结，并提醒敌人破坏团结。他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全函见《蒋总统秘录》，页七十一），十分明显地表达了两党长期合作的愿望。

    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相持状态，蒋介石的注意力遂转移到共党问题上来。同时，仍在继续的、秘密进行的蒋日和谈，“共同防共”一直是日方必要条件之一。然则，对付共产党成为蒋介石的一石双鸟之策，既可满足除去心腹之患，又可展示对日和谈的诚意。一九三九年元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内政的主要议题便是“整理党务”。蒋介石在会场上做了报告与讲话，呼吁“唤醒党魂”，目的是要国民党警惕各地共党竞起的“艰险”，以强化国民党，并于会中通过决议案，确定“防共、限共、溶共”方针，专门设置了“防共委员会”。为了强化党，大会又决议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以蒋为委员长，独裁党政军大权。会议开过之后，遵从会议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对付共产党的办法，诸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等。（见《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纪录》）抗战十五个月之后，国民党再度确定了反共方针，虽不似一九二七年清党之剧烈，但毛泽东所希望的长期团结与国共合作，自然是虚有其表了。

    同年三月，蒋介石又设立了精神总动员会，自兼会长，制定《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倡“精神之改造”，其中所谓“分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见重庆《中央日报》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矛头显然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