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及共产主义。五月，蒋亲自在重庆主持精神总动员誓师大会及游行。从表面上看，全国精神总动员为了抗日救国，然观其要人民“行大孝”、“尽大忠”，而以三民主义为名，行一人一党独裁之实，达到“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等等，则骨子里防共实甚于抗日。益知抗战战场上呈现退守局面后，蒋介石已将重心由抗日转向防共矣。

    这一年的十一月下旬，周恩来在延安受伤，电请重庆航空委员会派飞机送莫斯科治疗，但航委会无机可派，结果延安请莫斯科派飞机来迎。蒋介石闻之甚怒，“责令航委会一定派机去接送，不许苏联机来迎”。（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三）航委会起初不肯派机，岂非秉承蒋的意志？及见“偷鸡不着将蚀把米”，乃大发脾气，责令派机，何前倨而后恭也？这件小事足见蒋氏心事之大。

    小事之后，即有大事。同年年底，蒋介石就命令胡宗南东自黄河西至甘肃西峰，构筑堡垒群，犹如第五次围剿的工事，以包围陕甘宁边区，企图进取延安。朱德、彭德怀对蒋之军事准攻，做政治性的反击，通电全国，指责枪口对内。（电文见《国民参政会实录》上册，页七二四至七二五）一九四Ｏ年三月初，中共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到重庆参加会议，报告国共摩擦事实的原因，但蒋介石听后，避而不答，“一字不提”。（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七一九至七二○）到四月间，蒋主持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才由何应钦做军事报告，指责延安自组政府，擅设银行、发行纸币、扩充军队，造成割据，以为“严厉制裁”的依据。国共关系至此，自然日见恶化，山西、河南一带竟发生大规模冲突，中共乃发动政治攻势。蒋既无法决裂，最后只好命卫立煌与朱德在洛阳谈判。朱德提出共党合法化、保护《新华日报》、释放被捕中共人员、停止进攻共军等要求。这些要求合情合理，蒋虽不可能接受，然在政治上已使他甚感被动的压力。但他绝不罢休，命陈立夫拟具对策，约有三项：

    第一、统一党内同志对共产党问题之认识，使共党无所施其挑拨离间之技。第二、建立军事政治根据地，以防范共党势力之蔓延，并进而逐渐缩小其占据区域（如鲁冀边区、陕北边区等）。第三、根绝共党在后方各省之活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三四）

    蒋介石按此方案，于一九四○年七月中旬提出“提示案”，亦做“防止案”，要点有四：其一，将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限十八个县，暂隶中央政府行政院管辖；其二，取消冀察战区，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区，并入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其三，命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往规定地区之内；其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三军六师、五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参阅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其目的，很显然是想要严格规范共军活动区域与兵力，尔后加以防堵。然而在抗战期间，又如何来阻止红军的抗日，特别是敌后的活动？此时国际局势更加不利，越南、缅甸均遭封锁，使重庆更为孤立。不少人主张重新揭举孙中山三大政策，联苏联共，朱毛也通电做此要求。（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四三）但蒋宁愿走另外一条路，暗中积极进行蒋日和谈（参阅本书前一节），国共间矛盾更趋紧张。

    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共军正在进行百团大战时，蒋介石忽命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向共军首领发出皓电，指责共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不打敌人而并吞友军。据此限令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非奉命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线外。蒋介石真正的心病则是，新四军所占地盘是苏、浙、皖三省的战略黄金地区，一旦战争结束，华东重镇很可能落入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