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易劳逸（Ｌｉｙｏｄ Ｅ．Ｅａｓｔｍａｎ）于一九八四年出版了一本书叫《毁灭的种子——二战以及战后的国民党中国》（Ｔｈｅ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li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９３７—１９４９），中译本改称《蒋介石与蒋经国——毁灭的种子》。该书探讨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败的原因，发现毁灭的种子，早在抗战期间就已播种了，诸如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加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离心、农村贫富距离的扩大、政府对农民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不一而足、贪污腐化与投机倒把极为普遍、农民贫困饥饿怨愤到造反的地步，以及国民党军队抗敌能力的日趋衰弱，以至于消极和腐败。因此，国民党失败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缺少美援，而是因为其本身的弊病与缺失。

    易劳逸虽于知人论事上，不免陷于均衡不够、比例不对、角度不足，然毕竟花了工夫，察看了不少国民党自己的文献，捡到很多货真价实的史证。他只是没来得及看到侍从室组长唐纵的日记，否则他的许多个别论断可以得到更具权威性的印证。唐纵时而透露抗战期间政府内部的腐败、地方与中央的对立、国共之间的摩擦、物价高涨引起抢米的风潮、川中军人政客相互的勾结、重庆囤积居奇风气之盛、知识分子的没落与苦闷，以及民间之极端困苦，如一九四三年的浙江“民众食糠秕、树皮；广东有的人在食人肉”。（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三六五）

    这些“毁灭的种子”在确凿的文证下，绝非反国民党者的诬控，而系实有。然而“种子”也有其根源，欲追根究源，必须一究蒋介石。他是当时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发号施令，操生杀大权，上下莫敢违背。然则国民党的失败无疑是蒋氏领导之失败。

    抗战初起之时，举国同仇敌忾，蒋氏个人声望达到巅峰，原可团结全民，有所作为，奈眼光不远，气度更不够恢弘，陈寅恪于抗战后期初见蒋介石，即有“看花愁近最高楼”之叹，认为其人不足有为。陈寅恪仅凭史家锐识，而陈布雷更洞见“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事事要亲自处理，个人辛苦固不辞，但国家大政不与各主管官商定，恐将脱节”。（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五一）以陈布雷与蒋之亲近、相知之深，此一观察自具相当的权威性。处理国事如同家事，正见其人器宇的狭小。这种小家子气，使他只能成为一种党派、一群特务、一个孔宋集团的领袖，而不足成为全国全民的领袖。

    职是之故，蒋介石于抗战之前靠特务，于抗战爆发后仍须靠特务。当年孙中山联俄容共重组国民党，由俄国顾问鲍罗廷之助，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组织、像个样子的纪律，以及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蒋介石一清党，把纪律与群众与左派一起扫地出门，而同时军阀、地主、流氓、旧官僚都加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这个样子的国民党自不免组织松懈、纪律废弛、精神衰颓、基础空虚。于是一些小组织便应运而生，诸如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中心的ＣＣ派、以黄埔同学为核心的复兴社。派系虽异，拥蒋则一，在法西斯高涨的三十年代，ＣＣ与复兴社就是特务组织，蒋之爪牙，领袖的耳目，为一人整异己。

    抗战以来，蒋介石声望一时骤升，在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奢望下，想把包括汪精卫的改组派以及共产党在内的一切“异端”政治组织，都消化容纳在他的权威之下，但并未成功。不过当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武汉举行时，通过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选蒋介石为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解散党内一切小组织，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蒋为团长，七月九日，三青团的中央团在武昌正式成立。陈布雷记此事说：

    自五月至七月，蒋公策划设置三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