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被告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受日军统帅之命，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大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杀，均系发生于被告任期之前，原与被告无涉?穴酒井隆、谷寿夫业经本处判处死刑，松井石根经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先后执行在案?雪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既形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八月，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多因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迹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份系敌军总司令官，遽以战犯罪相绳，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化、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行发生，然此应由行为人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在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

    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依法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据上论结，应依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一条第一项，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本案经本庭检察官施泳莅庭执行职务。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审判长  石美瑜

    审判官  陆  超

    审判官  林健鹏

    审判官  叶在增

    审判官  张体坤

    看了这种判决书，不能不感到：以侵略中国总司令之尊的日本军阀，怎么可能无罪呢？“一号作战”乃抗战八年中最惨烈的战斗，不是由冈村主持的吗？却完全不提，明显地避重就轻。至于判决书中所谓无“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的话，对照起上面所举的冈村宁次侵华史，就知道蒋介石的军法官在如何抹杀历史、为日本军阀开脱了?选——冈村宁次开风气之先，闹出“九一八”事变，正是“计划阴谋发动”啊?选冈村宁次统大军于后，一心要“进攻四川”而后已，正是“支持侵略战争”啊?选这样明目张胆的侵略元凶、这样昭然若揭的史实，怎能这样的抹杀、这样的开脱、这样的判决呢？

    这样的判决下来，是不是蒋介石根本不知道冈村宁次有罪呢？非也，蒋再无知，也是知道的。这种知道，在邵毓麟的回忆——《胜利前后》——里，已经透露，邵毓麟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夜，曾与冈村宁次会谈，“讨论到一个重要问题”，讨论后第二天清早——

    我军独飞返芷江，向何总司令报告请示，随即奉何总司令命，飞往重庆复命，并请示一切。再度衔命于九月八日随同何总司令飞往南京，参加了历史性的九月九日正式受降典礼。这以后，我虽曾有数度机会和冈村晤面，但一切都已有我陆军总司令部指令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办理，进行颇为顺利，直到民国三十八年冈村离华返日以前，可以说他确已忠实执行降书所列各款及我陆总的指令，而尽了最大的努力。这和俄军接受东北地区日本关东军的投降，而将所有收缴武器，转送中共扩军，违反中苏条约的事实相比，可说完全不同。因此，中国政府准予以其劳绩赎罪，而免以战犯起诉。

    可见既然有“罪”可“赎”，自然反证是有罪的了。但是既然有罪，为什么在堂堂判决书里，我们一点也看不到有罪的痕迹呢？

    至于所谓的“准予以其劳绩赎罪”，所谓“劳绩”，显然是因冈村宁次在政治上投蒋所好，敌人成为反共盟友。然而周佛海的“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