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总动员以“剿匪”，嘱先生起草方案，先生正与洪兰友先生等研拟，尚未做最后呈稿之决定，而最高当局催索甚急，数次以电话相促。先生在电话中高声答曰：我不会办，此为先生对最高当局之失态。即召我上楼，授以三案，要我整理合并，速成一案，语气间颇感失言之憾。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当时传言：先生受最高当局切责，因而厌世，实为无稽之谈。时局急变，先生精神脆弱，因有“油尽灯枯”之叹，无力辅弼，此为先生厌世之基本因素。大家都知道，最高当局器重先生，尊礼有加，对人常称“布雷先生”为一特例，绝无责怪先生之事。

    陈布雷在电话中跟蒋介石“失态”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失态”后第二天，就自杀了。可见他的自杀，“传言”中“受最高当局切责”一事，至少有“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的效果。蒋君章这里意在把真相描白，殊不知愈描愈黑?选

    在给蒋介石的信以外，陈布雷给潘公展、程沧波的遗书，最含隐痛，他说：

    公展沧波两兄大鉴：

    弟以百无一用之书生而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疏脱怠惰，盗窃宁静之虚誉，十余年来，误国之罪，百身莫赎，而近三四月来，健康日损，脑力益坏，思虑日益纷难，自验身心，已无一丝一毫可为非常时期之贡献，累旬自谴自责，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制，兹病患已不治，将与兄等长别矣。二十余年旧交，谬承爱护，有如兄弟，尚祈于无可原宥之中，体念弟万不得已之心情，而有以垂谅之。拙荆衰年孤苦可怜，而居沪别无可托之人，并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临书愧甚痛甚。诸惟心鉴。

    弟  布雷  谨上十一月十一日

    这信所说，显然是充满了自恨自悔的“自谴自责”，他说他“以百无一用之书生”想救国，“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结果“十余年来”，国没救成，结果竟是“误国”?选“误国之罪，百身莫赎”。他在给洪兰友信中说他“忧心如焚，自责自讥”；给陈方、李惟果、陶希圣信中说他“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在公为不可谅恕之罪恶，但在私则有其无可奈何之苦衷”。……陈布雷在遗书里口口声声“自责自讥”、“无可奈何”。他在给陈训慈、陈训念、陈叔同三个弟弟的遗书中说：“精神之痛苦非言语所能形容（最近工作关系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实丝毫无能为役，焦急不可言喻）”，这些将死之言，其实都是有深刻的环境背景的。这就是陈布雷给蒋中正遗书中所说的“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这种现象，从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的追忆里，也可略见一二：

    先生在逝世之前，情绪非常不宁，影响他的健康极大。当时最大的问题有二：一为军事情势的逐渐逆转；一为发行金圆券而实施后的限价政策，逐渐动摇。前者使各方面庞杂的意见，纷然而起，他们很多想经由先生而上达蒋主席。有的用书面陈述，有的当面请见，也有的直接以电话互谈。凡是要见先生的，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见；书信也向来由我代拆代复（必须先生核准）。承蒙先生看重我，一切对我信任，所以我有胆量接受各方意见或看到各方建议，把它压下来，以免刺激先生；但是先生也难免听到一些不乐闻的议论，所以居恒郁郁不乐。有的根本瞒不住的，例如当时食品已造成黑市，乡间至城市的粮食、用品等都至城外待售，不复进入城内，城内粮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上不肖分子的捣乱，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先生办公室距山西路不远，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当时国民党以戒严来对付抢米的老百姓，每天枪杀没饭可吃铤而走险的老百姓，朝夕不绝。这种现象，对陈布雷说来，不再是遥远迷濛的流民图，而是近在咫尺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