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把兵调走，把钱扣在台北，破坏了防卫两广的部署，令粤籍将领十分愤慨，特别是张发奎一再建议李宗仁，趁蒋于穗台之间飞来飞去之时，乘机把他扣起来，怎奈忠厚的李宗仁不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六五四至六五五）其实，“其人之道”是平民乱政，破坏军事部署，李宗仁大可以“总统”的职权，将其拘留，付诸司法机关公平审理，何至于“徒招恶名”呢？

    就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还要离间李（宗仁）白（崇禧）。白氏反共心切，保卫两广之心更切，经蒋一番慰勉，动之以情，白尽释前嫌，信其诚恳，促李归政于蒋，真心合作。最后白崇禧显然误信蒋介石晚来的“诚恳”，失败后前往台湾与蒋共患难，结果不但当不上官，还遭到冷漠与歧视而又不得离境，郁郁以终。

    广州撤退之前，李宗仁忍无可忍，把蒋介石约来，严厉地教训了他一顿，一五一十数说他过去的过失和罪恶。蒋最初显得“紧张尴尬”，接着“唔唔诺诺”，尔后“面色转现轻松”，令李大感意外，原以为“必定要反唇相稽”，“大闹一番”，最后竟是“含笑道歉”。（见《李宗仁回忆录》，页六六○）这种反常以及与其性格决然相反的表现，未必如李宗仁所说，由于以元首的名器压服了一生专横的蒋氏，很可能由于多少年来无人敢在他面前有所批评，突如其来的“严厉教训”，令他初感惊诧，继觉新鲜。李氏有备而来，所举事证确凿无疑，使六十二岁的蒋介石天良一闪，问心有愧，反而有被申斥后若释重负的轻松。这当然远远谈不上痛改前非，蒋介石毕竟还是专横至死。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月十二日共军已临广州市郊，“国民政府”再迁重庆。蒋介石嫡系部队接管四川防务，李宗仁怕被逼劝进，甚至失去自由，乃决定出国就医，于十一月十三日离渝。翌日，蒋飞渝想部署西南保卫战，但军心民心早已涣散，同月二十九日重庆市内已闻炮声。蒋介石父子在危城中，虽有专机“美龄号”等候，仍有一段异常的亡命经历。蒋经国在《一位平凡的伟人》一文中说，蒋介石“起身赶到机场”，沿途并无阻碍，说是当“座车走到半路的时候，街道已经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水泄不通，汽车无法通过，父亲只好下车步行，走回寓所”。显然走回的目的地是“寓所”而不是“机场”。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中说法相同。然而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的说法，则是“下午十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则是沿途已有阻碍了。

    蒋介石死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出版《领袖精神万古常新》一书，收有秦孝仪的一篇《蒋总统的思想、生活、操持》文中说：

    领袖的行动，平时为着安全关系，虽然有车护从，但机动而简单。除阅兵大典必需的礼节之外，从不曾用摩托车、警笛、宪警开道过，在重庆危急的时候，车辆壅塞，寸步难移，但是清楚了是领袖的车子以后，大家都自动在困难的情形下把路让开。他真是贯彻了他从小所认为的“大总统应该和平民一样”的观点。

    照秦孝仪的说法，则承认沿途有阻碍是实，但是并不是蒋经国所说的“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而是根本没下车。为什么没下车呢？因为“清楚了是领袖的车子以后，大家都自动在困难的情形下把路让开”。壅塞于途的难民潮居然会“自动让开”，绝不合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