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的原理与常情。不管怎样，蒋氏父子到头来是走成了。他们“下午十时”出发，“赶到机场，已经是午夜十二时了”。这两小时中，“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果真如此吗？还是秦孝仪所说的，蒋介石一直坐在车子里，并没下车步行呢？

    我们从《毛故上将人凤先生哀思录》中，见到王蒲臣有一篇《悼念毛先生》，说是“运用了特种技术”使蒋介石到了机场，文章中已明说“就是领袖的车子也无法通过”，但如果真是蒋经国所说的“乃下车步行”，步行就是步行，步行能叫“特种技术”吗？由此可见，这一“特种技术”，恐怕是见不了人的吧？恐怕是不宜流传青史的吧？“徐蚌会战”时，国民党大将胡琏逃亡，他的“特种技术”是和战车连长甘义三、副连长周名琴等人，乘坐战车“突围”，战车是何等威风的东西，什么也挡不住它，见人就压，压死人活该，最后“突围”成功了。我不知道毛人凤的“特种技术”是不是根本就是战车。若不是战车，那又将是什么呢？江南《蒋经国传》说：“当衣复恩驾驶的中美号专机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十公里，战时陪都半小时后失陷。”只要有“特种技术”在，任何英雄都可在半小时前从容脱险。——“特种技术”大矣哉?选古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此蒋得脱几冤魂呢？

    蒋介石得脱后，飞往成都，于十二月七日将“国府”迁至台北，三天之后，逃回台北，从此与大陆永别，一去兮不复返矣。从此台北成为小朝廷的偏安之区，国民党欲说还休，究竟不好意思在南京丢后，径称台北是“首都”，不过为了维持小朝廷的国家假象，称台北为“首都”，却又极为必要。这怎么办呢？无奈之下，只好假造外电，说华侨四海归心，视台北为“首都”云云。回想中国历史，商朝前后六百四十年，也不过迁都十二次；唐朝二百八十九年，也不过迁都五次。商朝平均五十三年迁都一次，唐朝比较密集，但唐玄宗、唐德宗离开首都，都不过一年即回；唐代宗离开首都，不过半年即回；唐昭宗离开首都，不过两年即回；最长的唐僖宗离开首都，也不过五年即回。并且他们是五个皇帝责任分担的，不像二十多年的蒋政权搞得“首都”、“行都”、“陪都”迁个不停，形成前无古人的场面。

    亡命之余，蒋介石又自承亡国。他于一九五Ｏ年三月十三日，在“阳明山庄”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就有这么一段：

    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选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和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这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保了?选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选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我们一般同志如果今日还有气节和血心，那就应该以“恢复中华民国”来做我们今后共同奋斗的目标。（先总统蒋公全集》，页一九五六）

    蒋介石说得很清楚：“中华民国”早在“去年（一九四九）年终”就“灭亡”了，这不是“亡国”又是什么？遗憾的也许是必须逃到偏远的海岛上来亡国。当年陈布雷曾环顾钟山的壮丽，向往归隐或归葬于鸡鸣寺或灵谷寺（参阅陶永标《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一九八三年四月《七十年代》）果然于南京也要失去的前夜，凄然自杀。灵谷寺、鸡鸣寺，都是六朝的名刹。灵谷寺是宋文帝元嘉年间（五世纪）宝志禅师盖的，最早叫道林寺。梁武帝天监十三年（五一四），他以社稷存亡，问于志公，志公回答说：“贫僧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