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思想冰河文化沙漠
一九五九年,三位美国学者在台湾实地调查教育文化状况,写了一篇报告,直指台湾是“文化沙漠”(cultural desert)。台北的“学术权威”李济认为“旁观者清”,心有戚戚焉。他把这三位学者分析“文化沙漠”的成因,归纳为五条:
一、最初接收时,有些训练不够的人做了教授;二、大陆来的学人,精神颓唐不自振作;并且不少失去了读书兴趣的人以教书为临时职业;三、教育界五日京兆的心理,没有做任何长期打算;四、社会里、政治里流行的各种禁忌,因之思想的范围大大地受了限制;五、青年的学者不肯到大学来。(“文化沙漠”,《自由中国》第二十一卷第十期(一九五九),页三O二)
其实,这五条之中,第四条是“纲”,其他都是“目”。“各种禁忌”,乃是政治高压的产物;在政治高压下,思想不仅受到限制,根本受到禁锢,以至于形成冰河状态。思想应该愈活泼、愈有问题愈好,因为活泼的思想才能产生创造文化的智慧,有问题的思想才能使文化进步与繁荣。然而在蒋氏父子的高压下,思想有问题是可以被枪毙的,有几个人敢惹“思想”,当然导致思想的冰河,而文化沙漠正是思想冰河之果。
蒋介石搬运了许多宝贝到台湾,除了国库黄金、故宫国宝等等之外,还有完整的国民党特务。军统、中统之名虽已消失,但其实体更为集中,由蒋经国一手掌管党政特务机构,所统率的特务人员一开始就有五万余名。蒋家的特务到了台湾之后,地小权大,更由于“戒严令”的配合,布下天罗地网,其得心应手为大陆时代所未有。何况作为特务头子的蒋经国,更远非大陆时代的戴笠可比。蒋介石与戴笠只不过是主仆关系,而与经国有父子关系,岂可同日而语?于是特务势力在太子的管辖与指挥下,笼罩全岛。至于一九五O年七月公布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名为“改造”,实系“集权”,把权力更加集中到蒋氏父子手中。至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召开时,“改造”完成,除蒋介石当然连任总裁外,蒋经国已跻身中央委员,名次仅在陈诚之下。
蒋氏父子初到台湾时,惊魂未定,草木皆兵,为了他们的“安定”,杀戮尤惨。政工干部学校出身的江南(刘宜良)在所著《蒋经国传》中,有颇为具体的透露,如谓: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立教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口用白布扎着,大概怕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翻开五十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经人检举,判刑十五年。陈当然不是“匪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指控,充其量,不过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诺贝尔奖金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后来曾担任中兴大学校长)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卒以“掩护匪谍”,锒铛入狱。(页一八三)
此一“恐怖世界”即为蒋经国指挥下特务们的“杰作”。在“恐怖世界”里,朝野诚惶诚恐,以蒋氏父子的马首是瞻。特务势力是蒋介石在台湾的权力基础,是蒋经国继承权力的阶梯。
在此一背景下,任何“左”倾思想固然十恶不赦,格杀勿论,连温和的自由主义与民主思想,在蒋氏父子控制下的台湾也绝无容身的空间,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