荦荦之大者，就是发生于一九六Ｏ年的雷案。雷案的主角雷震字儆寰，原是老国民党员，大陆撤退来台后，与一些拥蒋的自由派分子如胡适、毛子水等办了一份以《自由中国》为名的半月刊。胡适在赴美的船上还替这份杂志写了发刊词，并由胡适担任发行人，后由雷震继任。《自由中国》这一名称是很好的宣传，以别于大陆上的共产中国，许多人便把台湾称作“自由中国”，其实蒋介石的台湾既不“自由”亦不“中国”?选更具讽刺性的是，蒋介石终于把《自由中国》扼杀了，判了雷震十年徒刑。

    《自由中国》的宗旨，原是要“支持并督促政府走向进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蒋介石在嘴巴上绝对不会反对“自由民主”，但骨子里关切的是巩固权力以及替儿子接班铺路，而这种“关切”往往与自由民主不搭调。《自由中国》的一个主要笔杆子殷海光（原名殷福生），原来也是国民党员，后来成为罗素的信徒，大唱英美自由主义思想，自然与封建独裁的现实相扌干格，逐步增强对现实的批评，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各个层面。一九五四年，《自由中国》批评到蒋经国的“青年救国团”控制青年学生，蒋介石“勃然大怒”之下，于是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亲自开除了雷震的党籍（见《雷震回忆录》，页三六〇），雷震被迫成为党外人士。

    《自由中国》在蒋氏父子特务势力的阴影下，生存多年，主要利用了蒋介石为了讨好美国而打出的“民主”招牌，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以“言论自由”之矛攻“党化教育”之盾、以“自由经济”之矛攻“金融管制”之盾、以“多党民主”之矛攻“一党专政”之盾。一九五六年十月是蒋介石的七十大寿，《自由中国》又利用了蒋氏“婉谢祝寿”、“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的声明，出刊了《祝寿专号》，对蒋介石个人提出直率而又剀切的建议和批评。专号的社论更明确地劝蒋不要违宪连任总统，并要求党部退出军队，使军队国家化。（见第十五卷第九期）

    面对这些挑战，蒋经国直接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发动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运作，《自由中国》的台柱胡适尤成为“攻击”的大目标。……（略——编者）胡适在围剿声中，感到回台湾比留在外国更重要，遂于一九五七年年底答应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参阅《胡适致赵元任函》，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院长一职是由蒋介石圈选的，蒋任命胡为台湾最高学术机关的首长，未尝没有以“高官厚爵”笼络之意，使胡多少有所顾忌，最后胡适果然未能以“去就”争“自由”。

    《自由中国》的命运也未因胡适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回台长住后得到改善。特务们反而由“围剿”进而迫害，而胡适竟要《自由中国》的执笔者多“容忍”，引起殷海光的不满。雷震则在胡适回台以及美国舆论的鼓励下，更向民主的方向迈进，进而要想组织反对党了。至此，蒋介石不再顾民主的招牌，撕破脸皮，命特务制造匪谍案把雷震抓了起来。雷被捕后，胡适不肯主持组党，其他的人在齐世英的影响下主张“稳健”，新党遂胎死腹中。蒋介石达到“杀鸡警猴”的目的。

    雷案发生的时候，胡适正在美国，曾公开支持雷震。他回台湾后，蒋介石故意冷落他，农复会主任委员蒋梦麟比他晚回来，却先见到蒋，而胡适却得在“不谈雷案”的约定下，才见到蒋。蒋平常与胡适见面，通常是两人密谈式的，这次却是秘书长、秘书、副官全在的官式谈法，显然是有象征意味、表示有距离了。但是见了面，胡适仍然忍不住要谈雷案，很诚恳地想说明雷案如何在外国产生“很不好的反响”，胡适在一九六Ｏ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说：

    总统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绝不会办他。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反共救国的政府，雷震背后有匪谍，政府不能不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