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有它的自由、有它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这是他在九月十四日对美国西岸报人的谈话，今日重说一遍。

    这最后二十五字，写得极见内功?选不温不火，但把蒋对他的态度，画龙点睛了。为了雷案，他显然被蒋介石“见外”了?选不过，胡适在蒋面前一再“盼望此案能够司法审判”，未免书呆?选军法或司法审判，在国民党内定判决结果下，又有何不同？又有什么好争的啊？胡适对蒋介石苦口婆心，而蒋介石居然说：“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听后，激动了起来，说是话说重了，在这天日记中，犹情见乎辞。胡适“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始终不渝。他早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蒋政权危急时，力求美国支持蒋作战，且在美国人面前流了泪（见司徒雷登函载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 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２９２），有点像秦廷之哭。如此拥蒋使他根本没有多少旋转余地，却有无限伤感。他对国民党和党外，都有雾里看花的一派天真。中国政治中像他这种有地位的清客，最后是及身而绝了。最可怜的是，以他最后的苦口婆心，竟连一雷三毛都不能救，他的悲哀，也就可想而知。“雷案”发生后，胡适应该以不回台湾为抗议、以辞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为抗议，这样多少会给蒋介石一些压力。但是胡适回来仍做他的院长，甚至不便去探雷震的监，终于在蒋介石的权威下妥协了。胡适写文章喜欢宣传黄以周“实事求是，莫做调人”的立场，但他自己，却始终未能免于“调人”之讥。

    《自由中国》被封闭之后，言论自由更无一点空间，怎么又冒出一个轰动一时的“文星事件”呢？文星书店是一九五二年创办的，《文星》杂志是一九五七年创办的。在《文星》杂志创刊后的前四年里，它只是一个正派而普通的刊物，成绩平平。真正的突破，在李敖进人《文星》以后，自此四年中杂志变色、书店改观。在李敖影响之下，《文星》主张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它的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表现在《文星杂志》上、《文星丛刊》上、《文星集刊》上，以及其他大量的出版品上。《文星》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寻根上慎终追远、在归根上四海一家，定向方面的成绩，实在是思想冰河中的异数，文化沙漠中的奇迹。就这样的，《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官方眼中钉的递补者。在封杀《文星》的手法里，最耐人寻味的，除了照例扣红帽子外，更利用一批出身共产党或出身左派的人儿，去罗织《文星》。没问题，硬挑出问题，叫做“罗”；罗出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做“织”。就在这种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迫陨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最有趣的是，当国民党中常会上，小人们向蒋介石报告《文星》闹事应该严办的时候，蒋介石说：“把萧孟能、李敖先给党纪处分。”小人们再说：“但萧孟能、李敖不是党员。”蒋介石说：“萧孟能的父亲萧同兹是啊?选要萧同兹负责?选”萧同兹在国民党里的老面子，延缓了《文星》之被消灭，并不能使《文星》免于被消灭。大祸临头像一张禁网，它是慢慢扣下来的。先是开始查禁《文星》第九十期，那只是一个动手的讯号，杀戒一开，自然就有好戏看。“杀身之祸”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间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查禁命令，内容洋洋大观，《文星》被停刊一年。但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处分，骨子里，处分却是更严重的，那就是蒋介石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在这一手令下，《文星》被封，就在眼前。不过，《文星》的问题是李敖，如果李敖与《文星》脱钩，《文星》仍然有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