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岛上相承大位，中间插上一个严家淦，乃是刻意的安排，作为缓冲而已。严氏苏南人，显然是中国历史上出身吴浓软语之乡，官做得最高之一人，但是他是为别人作嫁衣裳。最有趣的是，他个人的造形正是像上海话所说的“裁缝师傅”。蒋介石阅人多矣，自然看中了这个既无政治野心更无政治实力的技术小官僚，提拔为自己的“副总统”。蒋介石于第五任的任期未满死了，严“副总统”继位。诚惶诚恐的严“总统”，在蒋院长兼党主席的“指示”下，好不容易挨到一九七八年下届“总统”选举，立即让贤，亟称蒋经国的盛德。这使我们想起汉献帝的禅让，《三国志》说：“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尔绶禅位。”（见中华标点本第一册，页六十二）我们若把“汉帝”代换为“严总统”，易“魏”为“蒋”，一样适用。等而下之的则是，汉献帝尚在两汉帝王之列，严家淦只是续完蒋介石的第五任，第六任便是蒋经国，连名义上的一任都没有。

    江南在《蒋经国传》里已曾指出，经国为改变形象，做了一些引进“青年才俊”“惠而不费”的措施之后，“马上声名大振，观感一新”。（见页二三四）早在一九七三年，海外学人谢文孙就经由台北《大学杂志》上，遥望台北，称蒋经国为“伟大的政治家”、“为台湾政治领导带来了一个崭新明亮的新象征”。 （见该志七月号《从海外遥望：蒋经国在台湾象征什么？》）蒋经国继“总统”之后，国际形势日益恶劣，岛内反对势力汹汹，老兵“想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了一些改革，放松了一些控制，而这一些都是拖驴上山式的。就这样，他于一九八八年年初死于第七届“总统”任上时，海内外竟有不少歌功颂德之声，甚至有人恭维他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政治家”。

    其实，蒋经国从一九三九年任赣南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起，到一九四九年逃往台湾以至于死为止，实际所统治的中国，在赣南，不过二万三千平方公里；在台湾，不过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只占全中国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可见对中国的全面性统治，相差极远。他做青年军政治部主任、东北外交特派员、上海地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办事处副主任，除了促成卖国的《中苏友好条约》祸害整个中国外，其他影响，不过一时一地而已，并且成绩都是负面的，谈不到什么事功。从整个中国的观点对他歌功颂德，比例自然不当。唐德刚把他上比毛泽东、邓小平等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可谓比拟不伦；许倬云说“经国先生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有其炳耀千秋的地位”，蒋经国在中国历史上的真正“炳耀千秋”，乃在他赛过石敬瑭，蒋氏父子把外蒙古割让给苏联，其祸害整个中国，比五代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遗害二三百年，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整个中国的比例与历史来看，蒋经国固乏善可陈，试问他在台湾搞四十年的小朝廷，是否尚有可足“炳耀千秋”的呢？以客观的历史学家看来，蒋经国在台湾搞四十年小朝廷的成绩，实在也大有问题。

    歌功颂德者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说蒋经国制造了“经济奇迹”，一个是说制造了“政治奇迹”。关于前者，歌德派的错误在溢美；关于后者，错误在胡说。台湾经济的发展，功劳是这个岛上人民全体的，不是蒋经国个人的，纵为了方便论个人功劳，尹仲容等也占前几十名，还轮不到蒋经国。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懂的是格别乌，对经济却鸦鸦乌，他的经济政策，其实是恶魔附体式的。医学上有所谓“小发作”（Ｐｅｔｉｔ Ｍａl）、“大发作”（Ｇｒａｎｄ Ｍａl）。“小发作”代表一种癫痫（Ｅｐｉｌｅｐｓｙ）的发作，症状没有全身或局部剧烈抽搐，时间也很短，不过几秒钟；“大发作”则相反，症状是全身抽搐且意识丧失。这种发作，古人不知道是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