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聊，我们决定在车上闹一番革命。

    我们的计划是在卧铺车厢调查旅客的出身和阶级成分，叫那些成分不好的旅客让铺位给坐硬座的工农兵旅客。说干就干，而今我们不需要浪费时间征得任何人同意。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他老人家的“红小鬼”，他把大权交给我们，我们只听他的号令。

    不到一小时，我们就把卧铺车厢清了场，至少是基本清理干净了。原来旅客中几乎一半都有问题，我们勒令他们离开，他们也不争辩，拿上行李走人。但有5个上海男女青年却很刺头。

    因为这几个人不理解我们革命行动的意义，我们决定和他们论论理。

    “工人、贫下中农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旅行的时候就应该像一个主人的样子，而不能只当二三等公民。你们想想，这辆火车上有年纪大的，有身体不好的，有拖儿带女的，你们年轻力壮，让他们在硬板凳上坐两个晚上，你们却舒舒服服躺着，这应该吗？”

    “话可不能这么讲，”其中一人反唇相讥，“我不觉得现在这样有什么不对。他们想舒服，也可以买卧铺票睡到这儿来，他们想省钱，这才买硬座。既然他们要省钱，你们就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至于我们，我们就是想旅行得舒服一点，我们的权利受法律保护，而法律是神圣的。”我们开始在已经空了一半的卧铺车厢里辩了起来，红卫兵在过去两个月没学别的，就学如何辩论。我们都喜欢把事情争个水落石出。

    “你说法律是神圣的，这并不全对，”我针尖对麦芒地反驳道，“不是所有法律都能称得上神圣，我们得先作一番阶级分析。如果为保护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权益而制定的法律，对革命人民来说就谈不上神圣二字。我们应该反对它们！废除它们！这是革命的宗旨！否则旧的制度怎么能够推翻？工人农民怎么能够当家作主？新中国又从何诞生？我们又怎么解放全人类？……”

    唇枪舌剑就此展开，我认为我们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如果对方不接受，那是他们缺乏无产阶级感情。毕竟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现在他们没话说了，但他们并不打算让步。过了几分钟，其中一个突然说：“既然你说了让位给工人农民是革命行动而不是受惩罚，那你们自己怎么不让？为什么光勒令别人这么做？你们比我们更年轻！你们也不需要睡卧铺。红卫兵应该对工人农民怀有最深的感情，红卫兵要做其他人的榜样。要让你们先让！”

    听了这番话，我们个个义愤填膺。这些人真无耻！他们已经不是辩论了，简直是寻衅！这算不算阶级报复？我们要提高警惕。谁听说过有这等事？红卫兵居然被一群资产阶级狗崽子撵出车厢？我们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决不让步！

    就在我和几个战友准备以更猛烈的炮火反击时，火车驶进了一个大站，武汉或长沙，我记不太清了。车门一开，才发现原来硬座车厢也有红卫兵在闹革命。他们也调查了旅客的身分，查出了一批地富反坏右，现在正把他们赶下火车。

    这些牛鬼蛇神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被革命群众赶出北京。所有人都已经在火车上遭到过毒打，他们经我们的车窗在站台上走过时，一位老妇人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她是中国所谓长得很有“福相”的人。而今她这微肥的身躯和一双小脚使她步履蹒跚。从她一头银白的头发下，鲜血像小溪一样流着，把她的白衬衣染得一片狼藉。她似乎马上就要倒下，从此不起，而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女红卫兵还在拿一条带铁扣的军用皮带狠狠地抽她的头。

    我不忍看这类惨象，却又不甘将目光移开。尽管从理论上讲，我也明白暴力之于大革命是无可避免的，也是必需的，内心深处我对那位老妇人怀了极大的恻隐之情，我觉得应该帮她一把。“这位可怜的老太太，”我想，“已是山穷水尽，大概活不成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