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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红卫兵不言性
在北京的家人和在农村的亲戚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悲惨的结局,不过这样其实更好。那个女红卫兵怎么这么心狠手辣!”

    铃声一响,火车继续前行,我不由长吁一口气,回过神来再想与我们的辩论对手交锋。不曾料,他们几个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概是看到站台上的一幕后溜出了卧铺车厢。那么还是我们赢了,我们似乎战无不胜。但这次好像不太过癌,我们还没逼得他们认输呢,而且辩论最能打发时间。

    今天我写这一段,真不敢相信1966年中国老百姓会这么的老实。在火车上陌路相逢,谁又知道谁的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大部分旅客都是单个儿出门,根本无从稽查每个人说的是不是实话。我们甚至都没想过要去核实,只是他们说什么我们便信什么,然而这么多人说了实话,我们竟以此来惩罚他们。10年以后,这类情景全然是匪夷所思的。人人都学会了圆几句谎,有时假话说得充满自信,说得激情澎湃,开始是为了保护自己,后来则习惯成自然了。当今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互欺骗,一点儿也不脸红地在那儿重复大大小小的谎言,为了利益,为了吹牛,为了愚弄对方。谁应该对我们道德的退化负责?文化大革命吗?资本主义的影响吗?我们这些当年的红卫兵应该负什么责任?我自己应该负什么责任?今天的年轻人不会相信中国人曾经那么诚实那么傻,每每想到我对这些年轻人的亏欠,心中便生出许多的内疚来。

    我们到了广州,临时驻扎在一所中学里。我们认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应先花几天时间考察形势,然后再谈动员群众。白天我们分头去中学、大学和各类单位看大字报,找人谈话问情况。

    9月初,广州仍又问又热,像个大蒸笼。当地人穿的是汗衫短裤,大多还不穿鞋,便是穿得少,他们还都喜欢在荫凉处摇着大葵扇。老人们喝午时茶,那是一种极苦涩的饮料,小孩则吃赤豆刨冰来驱暑。

    我们外出,总是穿戴着红卫兵的全副行头:长袖军装,长裤,军帽,帆布腰带,红袖章,军球鞋,帆布包,小红书。当地居民带着同情的惊讶打量我们的装束。汗珠从我们额头上大滴往外渗,衣裳全湿了,但我们还是不穿裙子、衬衣和凉鞋。任何使女孩显出女孩风韵的打扮都是资产阶级的。我们把自己严严实实包起来,我常常忘了自己的性别。我是一员红卫兵小将,其他人也是红卫兵小将,就这么简单。

    这副“捂”装有一次差点儿让我当众晕倒在一所中学的运动场上。这天我对着上千人作形势报告——那年头人人都是演说家,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党内党外斗争,征引历史教训,分析国内外形势,讨论政策与战略。把听众鼓动得热血沸腾,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我的长篇大论持续了3个多小时,听众还不断提问题:

    “打人究竟对不对?”

    “是不是除了毛选外所有的书都是封资修的?要不要全都烧光?”

    “是不是所有干部都属于走资派?”

    诸如此类。

    午后3点,太阳有如一个大火球,简直像民间故事中描述的,太阳有一包又热又长的针,这些针扎在我的头上,突然我耳朵嗡嗡叫,天地变色,呼吸困难。我连忙一屁股倒在地上,算是没当众大出洋相。

    晚上,一行人回到住所,睡在同一个教室里。这队人马有男有女,最大的18岁,最小的14岁,男生睡一边,女生睡一边。中间既没有屏风,也不拉帘子,没有这个必要。我们都是和衣而睡,没人动什么歪脑筋,我们根本不曾想到性的问题。

    毫无疑义,性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在我看来。性又肮脏,又下流,而且危险之至。在我看过的书和电影里,只有坏人才对性感兴趣,革命者与之秋毫无涉。革命者的爱情是崇高的、浪漫的,只能用心灵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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