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殊死奋战。寡不敌众，饥寒交迫，几千名红军战士长眠沙场。他们的墓碑树在路两旁的山坡上，有些墓上刻了姓名，更多则写着“无名烈士墓”。

    站在墓前，我仿佛听见每一位烈士在讲述一个英雄故事：子弹像蝗虫般飞过，河谷回荡着战斗的呐喊。日色昏黑，流水血红，痛苦和绝望深不见底，爱和梦驻留在青山翠谷之中。我被深深打动了，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这些没有能够活着看到新中国的先驱们给的。我发誓要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让先驱者的热血在我身体内流淌。为了牢记这誓言，我决定把名字改掉，从此不再叫瑞，不管是瑞士还是吉祥，这些意思全不合我心意。从今以后，我要叫红军！脱胎换骨，面貌一新。山河日月，请鉴我心。

    红军，我第二次串联途中就一直用的这个名字，从云南边唤来的红卫兵也这么称呼我。我在路上与他们相遇，边走边谈，几个小时后我们已经彼此十分了解，成了好朋友。那时，我们脑子里不存在“隐私”这个概念，聊起来百无禁忌，有疑必问，有问必答，五句句是肺腑之言。

    我一路与之同行的15个云南红卫兵都是硅矿工人的孩子，家乡在个旧。带队的年轻人17岁，高挑英俊，其他队员有的简直就是孩子，最小一个女孩才13岁。

    人小志不小，我的这些新朋友雄心勃勃地计划从云南一路走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先沿长征的路线到延安，然后取毛主席在解放战争中行军的道路进北京。好一个宏伟的计划：全程300多公里，全凭双腿步行！

    “不打紧，我们能走。每迈一步，就离毛主席近一分。今年如果走不到，明年也一定能走到！我们有决心！”

    这番话是一个14岁的女孩带着浓郁的云南口音对我说的，她的发音绵软轻柔，所表达的信念却是谁也不会误解的。“我们每天走100里，一星期走7天，明年3月准能走到北京。”

    好个主意！我暗想，没准我也可以试试。毕竟我比这里多数女孩都大，她们能行，我难道就不行？这可是一个对我毅力的考验。

    在陡峭的山路上一天走100里决不是闹着玩的事。当天下午我就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无能，真是一个典型的口头革命派。不论我如何紧赶慢赶，就是赶不上我这帮新朋友。他们抢过了我的背包（背包里装满了老三篇，我原打算一路上散发给农民看的，后来才发现有好多农民根本不识字），又抢过了我的铺盖卷儿，即便如此，我还是拖了他们的后腿。又走了一段路，我死活坚持让他们先走，不要再等我了。

    天黑了下来，山峦化作大片的暗影。星星布满天空，没有月亮，脚下的路也沉到黑暗中去了，极目处看不见一座村落，听不见一声狗叫，还得走差不多10里才能到达今天的目的地。我几乎要哭出来了，不是因为怕鬼怕坏人，而是感到实在力不从心。“红军会哭吗？当然不会！红军流血不流泪。”

    “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那个年代，无数的中国人遇到困难都会背诵这段语录给自己打气。话音刚落，奇迹出现了！我突然看到前方闪出一点灯光，开始时灯光在暗夜中飘忽不定，再走近一点，又亮了一点。最后我看到一盏马灯，映照3名云南红卫兵的笑脸，那个带队的小伙子也在其中。他们告诉我他们早就到了目的地，左等右等不见我的人影，天这么黑，他们决定返回来接我。

    他们陪我一起走到村里的红卫兵接待站。女孩们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切：热水倒在木盆里，一只小板凳放在边上，她们坚持要我先泡泡脚，说这是走长路的人应该做的第一件事。之后她们又给我在桌上摆好了饭菜和开水，连床单和枕头都帮我从接待站借来了。这时已近午夜，所有的女孩都走足100里，3个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