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找我，走了120里，他们也都精疲力尽，然而他们为了照顾我都还没睡。我感动万分。

    此后的日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山路弯弯，数十万红卫兵向着北方日夜兼程，为圆一个共同的梦。在这漫漫征途上，人们萍水相逢，却真心地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一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便使大家情同手足，心贴着心。如今回首往事，明知自己也曾经沧海，这记忆却已恍若隔世，中国变了，我也变了。

    第二天，我们又走了100里，我的脚打起了大大的水泡。咬紧牙关，我强忍剧痛朝前走。这次我不再坚持让云南红卫兵先走了，免得他们半道又得回头找我。我们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后才到达目的地。

    第三天，我遇到了怪事。不管我怎么努力，就是起不了床。背毛主席语录也不起作用，两条腿像不是长在我身上一样。我难为情极了，不用说，云南的红卫兵不会把我扔下，于是我们在桐梓县住了下来，一住住了3天。我心里好着急，这次我真的把大家的行程都耽误了。

    第四天，我对云南红卫兵说，我决定坐火车去重庆。我作出这个决定有一部分原因是我需要钱，虽然步行串联能在接待站得到免费的食宿，但身无分文终究是老大不便。只有到了大城市，我才能让父母给我汇钱。

    我的新朋友送我到火车站，看他们站在车窗口，我颇为惭愧。但同时我也感到一种优越：北京的红卫兵事务繁忙，我不必像他们那样徒步大半个中国走到北京。我们毕竞有所不同。

    开车之前，我给他们留了北京的地址和电话，相信第二年春天我准能在北京见到他们。但事与愿违，第二年开春，一个同学从延安回来，他说在延安遇到了一队云南的红卫兵，那时，红卫兵已不让串联了，步行也不让。云南的红卫兵被迫返回。而他们在离开前，曾托我的同学给我捎一顶竹笠。

    “他们说那是你的帽子，再三嘱咐一定要捎给你。”

    “帽子呢？”

    “喔，那斗笠已经不成样儿了，旧得一塌糊涂。给雨一淋透，全发了黑，边上也有好些地方磨破了。我想你不会要它的，就把它扔在车站了。”

    那是我在桐样县和他们分手时落下的帽子，这么说，云南红卫兵把这顶帽子一路带去了延安！他们完成了长征的壮举，走了差不多2000公里。无尽的山道，迈出的步子何止以百万计！雨雪风霜，日出日落，竹笠是这一切最好的见证。它又是我们友谊的象征。我把这段不寻常的历史讲给我的同学听，他立即失悔。可惜已经太迟了。我也心中难过，还不是为帽子，而是为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一心想走到北京见毛主席。这场梦竟无法实现。他们被送回家时，其伤心失望可想而知。

    我们去年路遇时，那些云南红卫兵以为我见多识广。去年，一个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那可是号人物。所有的人都对我们敬佩不已，不论是老干部还是青年学生。连我也以为自己见过大世面。但事实上，我究竟懂得些什么呢？现在我算是知道我很多事都闹不明白。第二次串联回来，我便感到如坠五里雾中。

    文革伊始，红卫兵起来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打倒走资派，破“四旧”。现在，红卫兵在斗红卫兵，四三派，四四派，联动派，三者必居其一。昨日的战友，今日的死敌，友爱化成了一腔深化大恨。

    吴和我现在见面招呼都不打。“文革”前，我们是知心朋友，曾一道在东北义国的桃林里复习功课，其他女孩可不敢去那儿，因为那儿是一大片坟地。我们也曾漫步在荷塘畔，冒着蒙蒙细雨吟了诗来送给对方。“文革”刚开始时，我们还在一起讲家史，像阶级姐妹一样相互挚爱。但后来，她参加了联动派，我加入了属于四三派的毛泽东主义公社。从此我们俩便势同水火，彼此的轻蔑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