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悔少年时
个，这很伤他的自尊心。他再没有提问过我，但渐渐地他惊讶起来，因为在后来每次的测验、期考我都得的是5分。期末考试采用的是从苏联学来的抽签式面试，我抽到的题签是一道最难的力学题，又要讲出道理又要计算准确，我战战兢兢然而仔仔细细地完成了全部要求。物理老师瞪圆了眼睛望着我，他似乎是很不情愿地给我记下了一个5分，但最后的学期总评，他还是只给了我一个4分。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并非聪慧之辈，我会在最简单的问题上失足，而为了挽回损失我往往要付出最大程度的努力。当然，另一方面我又充满了幻想。我觉得从打破世界举重纪录到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从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到发明出一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在我来说都无妨一试。生活似乎为我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但是高中毕业以后出现了我以前未曾料到的局面。在高考中我遇到了挫折，不是没有考取，而是考上了一所排列在所有招生院校最末一名的北京师范专科学校。
一位高中同学，原来是近乎崇拜我的，不仅是因为我学习成绩比他好，更因为他知道我常在《北京晚报》上登出文章，并且高考期间广播电台所播出的一出儿童快板剧，便是由我改编的，可我竟同他一样只考取了北京师专。在到师专报到时我们遇上了，他毫不掩饰、淋漓尽致地当众倾泻了他对我的鄙夷——这个强刺激使我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可是我自己并不认为我一定得上北京大学。我从上师专起开始离开家独立生活，我渐渐觉得去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也不错。我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北京师专，被分配到北京第十三中学教语文。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自然更明显地暴露出了我的种种缺点和弱点，但有一个优点似乎是谁都承认的——我安心教学工作，备课认真，讲授生动，学生们的反应总是不错。
我上学比同代人早，所以从师专毕业时才19岁。我一到北京十三中就教初二的语文课，只比我的学生大4岁。现在他们当然都早已走向生活，有的现在还能遇上，他们对我执弟子礼，使我很尴尬——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同一代人。
从1961年夏天参加工作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正是我从19岁到24岁的青春岁月。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性格偏于内向的中学教师，但我觉得自己生活得问心无愧，而且精神上很充实。我读了不少书——不仅是文学书籍，也有不少哲学、历史、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我熟悉了不少人——不仅是学校的干部、教师和所教的学生，更吸引我的往往是学校扫地的工友和冬天来烧锅炉的临时工，以及那些处于北京社会生活最底层的学生家长——建筑工人、三轮车夫、电车售票员、小饭馆炸油饼的炊事员、处于并不重要的路口的交通民警……及至于以拣废纸、看守自行车为生的老头儿老太太。我从他们当中发现了许多令我惊愕的世态人心，更发现了强烈而持久的美。
那一阶段我的生活天地很小。学校就是那么大，平日能够延伸出去的生活领域也就是北京北城钟鼓楼、什刹海一带。中学教师几乎没有出差的机会，参加一次到天津兄弟学校的取经活动，对我来说便是生活当中的一桩大事。但就在那几年里，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的普通话说得别人绝听不出四川口音，还能以极够味儿的北京土腔同学校里的工友对话。例如天气闷热时，便会说：“这天哪，盖了盖儿啦!老爷子烟高粱秆儿啊，邪乎!”语言还在其次，我觉得自己已能体会到“老北京”的种种特殊心境。我没有忘记祖籍安岳那些赭色的丘陵，没有忘记成都武侯祠的柏林，没有忘记嘉陵江畔的帆影，但我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北京人——直到今天我写小说，从构思到落笔都使用北京话便是明证。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