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悔少年时
袭来时，我在政治上还完全处于懵懂状态。解放后在此之前的历次政治活动，我因为年龄小都没赶上过。1957年“反右”时我刚上高中，只知道校长和几位主任以及十多位教师都被划成“右派”了，后来陆续不见踪影。但那时教师搞运动单在一间不让学生进去的大屋子里挂大字报、开批判会，所以我和同学们照样悠游嬉戏，并不知道那间大屋里出现了一些什么场面。我上师专时党内有过一次“反右倾”，但我连团员都不是，自然未受触及。参加工作以后，我才加入了共青团，但1964年以后搞“四清”运动，学校里虽然也抽了一些人去参加，我却一直留在教学岗位上教我的课。
“文化大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气势一下子君临了我们那所小小的学校。我不可能是“革命造反派”，因为尽管我比那些“造反”的高中三年级“小将”大不了几岁，但已属天然应受冲击的教师群中的一员。我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成为冲击对象，因为无论当“走资派”，还是当“反动权威”我都不够资格。我确确实实给吓坏了——因为几天之内，“造反”的“小将”就在校园里打死了好几个人，有他们认为“该死”的“臭流氓”，也有从校外拉来打死的“反动资本家”，学校的党员干部和一些老教师在武斗中被极其粗暴地践踏了人格。在那样一种狂热和恐怖交织的气氛中，我内心里既充斥着对理论的崇拜，又充斥着对实践的怀疑，我的灵魂被煎熬得好苦。
后来冲击波渐渐逼近了我。我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一些“豆腐块”就刊登在邓拓的《燕山夜话》旁边。其中一篇文章认为京剧改革虽好但不宜取消小生等行当、水袖等技巧，再加上我在课堂上所讲的也被回忆出不少“放毒”的成分，于是出现了揭发我“反动言行”的长篇大字报。后来有一天，“群众专政小组”便在校门内贴出了大幅告示：当天下午两点半于操场召开批斗刘心武的全校大会，主要罪名是“猖狂反对京剧革命”和恶毒攻击江青。那天中午我照常到食堂吃了饭。胃口不大好，但也还吃得下去。回到宿舍，我躺在一把旧躺椅上，自己也感到吃惊——我何以这样镇静?我没有萌生自杀这类念头，只祈求挨斗时他们不至于把我打死或致残——所谓“群专小组”当时完全干得出这种事。后来我听见有人敲门，便本能地跳起来打开了门——门外是我教过的一个学生。
这件事至今回忆起来还令我战栗。敲开我门的那个学生是一个我曾倾注过大量同情的弱者，他的父亲运动一开始便被本单位“遣返回乡”，并且据说一抵达乡里就被打死了。他的母亲和我一样也是中学教师，因为丈夫的问题处境维艰。他本人则被同学们视为“狗崽子”，不仅无资格参加“造反”，有时还要受到诟骂。我曾在他母亲情绪最低落时，壮着胆子去他家看望过他母亲和他们三个兄弟，在“红五类”同学辱骂他时，给予过劝阻。但我万没想到那天中午是他来敲开了我的门，并且他脸上呈现出一种明白无误的恶意的好奇感，他那表情就像用文字书写出来一样，令我终生难忘——“啊，今天下午要斗你，你中午呆在这儿干吗呢?我可得兮兮(北京话：“看看热闹”的意思)……”是我理解错了吗?不，原来他后面还有几个具有同样好奇心的“红五类”，他看来不像是被逼迫着来打头阵的，因为他的表情松弛而生动——我一开门他便望着我得意地假装咳嗽。我使劲撞上门，倒在躺椅上，我遍体清凉，我这才懂得世上有超越我个人悲剧的更大更深的悲剧——心灵沉沦的悲剧。
后来那次批斗我的会戏剧性地延期了——仅仅是因为“中央首长”发表了一个什么新的重要讲话，必须倾校而出去游行欢庆。而学校偏又进驻了新的“工宣队”，据说“工宣队”的区指挥部看了“群专组”上报的关于我的材料，认为我的“罪行”还不到“全校揪斗”的程度，我便被从轻发落——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