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伤害的效果是负面的，就我个人的文学事业而言，这 些伤害的效果却是正面居多。因为我从每一次舐去伤痕的血丝中，都增加一层对我们民族、 对我所处的现实社会、对笼罩于当代中国的人文环境、对人性、对个人与命运宇宙的神秘关 系诸多方面的认识与体验。

    《班主任》出来以后，我收到无数的读者来信，另一个短篇《爱情的位置》出来以后，我收 到的读者来信增至七千余封，99%以上是支持我鼓励我的。但就在那时，有一封寄自广州的 信因为写错了地址，误投到了某一单位，并被拆阅了。信是两姊妹写的，她们自称都是在“ 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光荣入党的，作为共产党员，她们不能容忍我那《班主任》 的写法。她们认为被我极温和地批评了的那个团支部书记谢慧敏的形象，是对共青团员的歪 曲和诬蔑，她们认为像《班主任》那样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只能令海内外的敌人拍手称快。 可惜她们那封信没有留存下来，我转述得远比她们冷静，她们当时似乎使用了更为严厉的语 气并上到了更高的“纲线”上。本来即使像她们这样的批评，作为一个作者也是完全可以倾听的，但偏偏那时香港一家杂志刊出一篇未经我审阅过的访问记。在那个访问记里我明显地 否定着“文化大革命”，并且接受了“新写实主义”的提法，因而，有的人就主张把那封“ 两个共产党员的来信”和香港杂志上我的有关“言论”合并为一份“内部简报”，上报和分 发。幸亏一位好心的前辈，把这个可能出现的情况告知了我。当时我非常激动，也非常震惊 。许多年过去，如今有些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不记得那时的情形了，有许多年轻的朋友当时 尚小，不可能清楚。不知有多少人还能够记得，陈冲走上银幕的第一部影片是谢晋执导的《 青春》(而不是后来那部使她和刘晓庆成为明星的《小花》)。是一部非常古怪的影 片，那部影片不消说是否定“四人帮”的，但却非常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陈冲所扮演的那位听觉失聪的女主人公，在影片中通过“徒步大串联”终于来到了北京城， 并同其他的“红卫兵战士”激动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影片中有大段毛主席挥手(利用的 纪录片镜头)和陈冲等饰演的“红卫兵”热泪纵横的场景。这就说明，并不是“四人帮”一 倒台“文化大革命”就遭到彻底否定。要不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着对毛泽东同 志以往的指示是否必须采取“两个凡是”，即一概不能否定并仍应执行的态度，在1978年及 那以后一段时间里，成为了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情愿，并且自己觉得也不应该成为 政治上错误的典型，因为那份简报如果编成，就连我同意访问者“新写实主义”的提法，也 要成为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背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例。后来由于我的反对和 一两位老同志的明智，这份简报没有编发。今天想来，这份简报就是编发了也算不得什么， 但在当时，这一事态的出现使我伤心地懂得，在当时的运转机制里，不仅我收到的几千封支 持鼓励的读者来信没有什么分量，就是《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的肯定性文章，也并不一定作 数，只要有份编得“精彩”的“简报”或“内参”(甚至无需造谣)，就足可使一个人的命运 逆转。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矢志要为改变这种不良的机制而努力，并自觉地投身于关 于政治公开化，增进透明度的体制改革潮流之中。

    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伤痕文学”浪潮一过之后便随之而去的文坛过客，我从小就热爱文学， 我希望以作家为终身职业。因此，从1979年以后，我就注意调动自己的美学潜力并调整自己 的文学步伐。我写出了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中篇小说《如意》和《立体交叉桥》 。我开始把文学的目光和追求投向活生生的个人，开掘和探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