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写出自己真实认知的作品，我并因此成名，为世人所知。

    《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看到这篇作品的人纷纷给我来信，尤其是当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出后，影响就更大了。北京一些来往密切的业余作者，也都纷纷给予 鼓励，我所任职的出版社的同人们也都为我高兴。大家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创办了《十月》 (开头还不叫刊物，叫丛书，实际就是大型文学刊物)。我趁热打铁，在《十月》创刊号上发 表了《爱情的位置》，电台也马上就广播了。我又在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上发表了《醒 来吧，弟弟》，电台又予广播。这些作品虽然“思想大于形象”，但也有读者向我表示，他 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愉悦。如有个工厂的工人，打听到我家地址，找上门来，他手里 拿着一本发表《班主任》的杂志，递给我看。他在那小说的很多文句下划了线、加了圈，他 说那些地方让他感到很生动，比如小说里写到工人下班后，夜晚聚到电线杆底下打扑克，他 就觉得那细节“像条活鱼，看着过瘾”。当时文学界一些影响很大的人物，像张光年不消说 了，正是他拍板发出了《班主任》这篇作品，此外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朱寨等， 都很快站出来支持。但反对的意见也颇强烈，有人写匿名信，不是写给我和编辑部，而是写 给“有关部门”，指斥《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解冻文学”(这在当时不是个好 谥号，因为苏联作家爱仑堡曾发表过一部叫《解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配合赫鲁晓夫搞 “反斯大林”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始作俑之作。“伤痕文学”既然属于“解冻文学”，自 然就是鼓吹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了，这罪名可大了)。也有身份相当重要的人指责有的“ 伤痕文学”作品是“政治手淫”(倒不是针对我的《班主任》，不过在那种情况下，“伤痕 文学”绝对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我也闻之惊心)。更有文章公开发表，批判这 些作品“缺德”，我还接到具名的来信，针对我嗣后发表的《这里有黄金》(那篇小说对“ 反右”有所否定)，警告我“不要走得太远”(来信者称他曾犯过“右派错误”，而那之后对 他的批判斗争和下放改造都是非常必要的，收获很大，不容我轻易抹杀)。而同时，港、台 及海外对《班主任》又大力介绍，有些言辞相当夸张，如说我是“伤痕文学之父”等等。

    ? 那时候，这样的“海外反响”越多，便越令一些人对当事人侧目。因此我在颇长一段时间里 ，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1981年，我应日本《文艺春秋》社邀请访日期间，主办方带我们参 观 一座日本古代监狱模型时，翻译林美由子小姐“触景生情”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差一点被 关起来”她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呆过的人，根据切身体验，在初读《班主任》时( 那时已回日本)，确实为我捏了一把汗――这种心理状态，29年过去，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 难以理解，就是我这个当事人，回想起来，也恍若一梦!但以下的事情却绝不是梦，而是切 切实实经历过的：在1977年11月《班主任》发表之后，1978年3月，报纸上还刊登出当时最 高领导人的讲话精神，强调“两个凡是”，强调要“继续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甚至 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战果”(只是说“这一回”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而以后必要时还要搞)，还说“四人帮”是“极右”，以此阻挠党内外批极左的强烈要求。1 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之《人民日报》转载，这 让我心情为之一振，我意识到这些事情都与我生死相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时“四?五”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我欢欣鼓舞。19 89年，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