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当然来源于我在北京十三 中的生命体验，但写作它时我已不在中学。出版社为我提供了比中学开阔得多得多的政治与 社会视野，而且能更“近水楼台”地摸清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也就是说，可以更及时、有利地抓住命运给个体生命提供的机遇。

    写《班主任》时，作为文艺编辑室的编辑，我分工抓长篇小说，当时手里比较成熟的稿子有 两部，一部是前面提到的《雅克萨》，另一部是两位农民作者合作的，写农村修路的《大路 歌》。他们的稿子生活气息浓烈，文字也活泼流畅。虽说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帮”，但 1977年2月7日，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通过“两报一刊”的社论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 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决 定了还得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编辑部对稿子的取舍 ，也 就不能不以此为准绳，这可难为了我这个责编和两位作者――我们必须使稿子里有阶级敌人 搞破坏，还得歌颂“文化大革命”。可他们那里修路，实在并没有阶级敌人搞破坏，于是我 出差到他们所在的农村，跟他们翻来覆去地编造阶级敌人破坏的故事，可是怎么也编不圆。 结果，这部书稿到头来没能出版。与《雅克萨》作者谢鲲的接触，使我感到我们那一代人必 须抓紧做事(1977年我35岁，已不能算是很年轻了)；编《大路歌》的失败，使我产生出弃瞎 编、写真实的求变革的想法。

    1977年夏天我开始在家里那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偷偷铺开稿纸写《班主任》，写得很顺利， 但写完后，夜深人静时自己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嘛!这样 的稿 子能公开拿出去吗在发表欲的支配下，我终于鼓起勇气。有一天下了班，我到离编辑部最 近的东单邮电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给《人民文学》杂志。柜台里的女工作人员检查了我大 信封里的东西，严肃地跟我指出，稿子里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费。我心理上本 来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险的事，她这样“公事公办”，毫不通融，令我气闷，于是我就跟 她说不寄了。从东单邮局骑车到了中山公园，在比较僻静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作 出最后决定：这稿子要不要投出去还是干脆拉倒后来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细读，竟 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呢 过了若干天，我到另一家邮电所寄出了它。

    《班主任》小说稿在《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的具体处理过程，我自己并不十分清楚。我是 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善公关交际，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稿子直接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 去其实从我当时居住的地方骑车过去只需十多分钟，可是出于羞涩，我还是宁愿花钱费时 通过邮局寄去。小说发表出来时已是12月(刊物脱期了)。我从报纸上看见目录，自己骑车到 编辑部，没好意思见编辑，直接到总务人员所在的大屋，拿现金买了十本，那屋里的人当时 也不知道我是谁。出了编辑部，我赶紧骑车回家，展读那油墨喷香的刊物，心里很高兴。不 过，那并不是我头一回闻见自己文章印出的油墨香――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谈〈第 四十一〉》。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发表过约七十篇小小说、散文、评论什么的，大都非常 幼稚。1974年到1976年，为调离中学，我为当时恢复出版业务的机构提供合乎当时要求的文 稿，发表过若干短篇小说、一部儿童文学中篇作品、一部电影文学作品。这虽然都是些现在 提起令我脸红的东西，但它们也可能使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们多少对我有些印象，因而 能及时审阅我的稿子。我对《班主任》敝帚自珍，因为那毕竟是我第一篇根据自己的真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