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应中央电视台10频道邀请去录一个节目，录完正往大院门口走去，忽然听见有人在身后叫我，扭头定睛一看，惊呼热中肠，是久违了的谷文娟大姐。她说：quot;我从背影上就断定是你！quot;但看到我正面时，她笑说：quot;老了老了……quot;她的笑容像当年一样总带有些揶揄的味道，头微微晃动着，我不忍心说我觉得她变矮了，低头望着她只是傻笑。10频道quot;绿色空间quot;在谷大姐爱人他们单位的招待所里租屋搭棚录像，谷大姐他们宿舍也在那个大院里，正好下楼散步，我们因此不期而遇。

    我告诉谷大姐已到耳顺之年，她眉毛耸动，大概是在推算我们当年认识的时候我才多少岁，也许是同时意识到我也在推算她那时才多少岁，就爽朗地说：quot;我今年73了，早退下来啦！quot;我们心里都掀起了往事的烟云波涛，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我只说了句：quot;当年你对我是有恩的……quot;她也没谦词，仍是一脸灿烂的笑。看得出她在为我高兴，仅仅因为我仍在继续24年前开始的事业，没有停歇，她就为我高兴。她的这份高兴，实在是再次施我以恩德。

    与谷大姐的这次邂逅，引出我许多的回忆，以及复杂的思绪。

    24年前，即1978年，那是个历史转硬弯的年头。我在1977年11月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又在1978年春天发表了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和《醒来吧，弟弟》。杂志负责人和编辑对这些作品的出世当然起着关键的作用，但作品的推广，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就是电台的广播。那时候我那些作品，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如卢新华的、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等等，被称为quot;伤痕文学quot;，是有争议的。邓小平同志复出以前，当时最高领导人还在强调quot;两个凡事quot;，从理论领域到文学领域，思想解放的潮流屡遭阻挡，那时的文学杂志、报纸副刊刊登那样的作品，特别是电台文艺部将其朗读或改编为广播剧，都还要承担一定风险，必须以胆识和锐气、热情甚至激情，才能迅速地将其发表播出。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谷文娟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编辑，连续编录了我的《班主任》、《醒来吧，弟弟》，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使当时还不能及时看到报刊的人们，特别是还在农村插队或在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年轻人，从电波里一下子听到了跟quot;四人帮quot;那时候完全不同的声音，以至于印象深刻到终身难忘的程度。有那样的听众后来见到我，跟我细说当时情况。那时农村里安装着很多的高音喇叭，地头的电线杆上也有。在quot;四人帮quot;倒台以前，那些高音喇叭里充斥着诸如quot;批孔quot;、quot;批邓quot;的肃杀之声，1977年里的声音里虽然多了批判quot;四人帮quot;的内容，却仍在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时时兴把高音喇叭的音量调至最大，传出的声浪在广袤的田野上滚动弥散，遇到丘陵山谷还会发出轰隆的回音，透过听觉给人心灵的震撼是无可逭逃的。因此，1978年仲春，突然有一天他们从那高音喇叭里听到了谷文娟等编录的节目，内容上对quot;文革quot;发出了质疑，宣布了爱情在人生中有合理位置，配乐里出现了贝多芬的旋律，又有轻柔的絮语与抒情的琴音，这让在田野中的他们惊奇、惊喜，quot;世道要变了quot;，他们也因之释放出了求变履新的青春情怀。在这样的田野里聆听，他们感受到被启蒙的喜悦与激动，于是他们记住了那些作品与作者的名字。许多这样的青年是先听到广播，再去找报刊书籍阅读相应文字的。到了现在，有的文学史家可以说那还不是文学，有的批评家可以嘲笑那些文本的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