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幼稚，我们自己也可以真诚谦虚地一再地申明那时候实在还没有真正迈进文学的门槛，但是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那时因为时代机遇、思想潮流、文学复苏，加以有这样的广播托举而名噪一时，纷纷涌进文坛，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虽然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各有各的浮沉哀乐，但这一事实，无论回忆起来时是自豪还是赧颜，都已嵌在了历史年轮里，不可更改。

    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大势初定，文学的潮流急速奔腾，虽然争论不断，风波不少，但人们心态越来越乐观勇进。那时被谷文娟改编录制的广播剧可以说是播一出红一出，作品因此广为流布，文学评奖活动中，也就成为了一张无形的巨大选票，作品因此获奖，作家因此得福，不是中国作协会员的可望立即入会，有机会被派出国访问，所在地甚至有奖励住房的。记得那时一些作家见到谷文娟真是笑面如花，不知该怎么亲近她才好。还曾有人私下里来问我：quot;究竟怎么着才能让谷文娟看上（作品加以改编播出）呢？quot;在那时经常是由冯牧等作家协会领导主持的活动中，我就看到有的人指着谷文娟背影跟旁边的人小声说：quot;那就是她……quot;仿佛见到了一尊真佛。

    但是到了1983年以后，大概是因为新电影渐渐多了起来，而且大多是由新小说改编的，电视机开始普及，电视剧也开始活跃，许多电视剧也都取材于小说，广播剧在这种情况下就渐渐不那么稀罕了。于是文学界对谷文娟的粘糊，似乎也就逐步地变成了疏离。到1985年以后，许多新锐作家已经不清楚谷文娟是何许人也。我自己也顾不上和谷文娟保持联系，她究竟还在改编录制些什么广播剧，不清楚也不想去收听了。

    时过境迁，世态炎凉，这些词语我们用滥了，但真正锥心地体会到这些字眼里的人生况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我们太迟钝，倒也许是太聪明了。文学史家称为是quot;新时期文学quot;的那个阶段里，对推动那时的文学复苏、发展做出贡献的新闻界人士是颇多的。我记得的就还有中国新闻社的记者甄庆如（现在他使用甄诚的笔名），他有时一天里向海外发出数篇关于中国文学复兴的报道德，像巴金的言论、艾青的新诗、丁玲的复出、王蒙等的改正、中国作协创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奖项、劫后的第一个作家代表团的出访，等等，这些消息都马上被港、台及世界各处的华文报纸抢着采用。还有新华社的女记者郭玲春，她写报道总愿意使用富有新意的文体，还写了不少有深度的专访。电台方面的人士也绝非谷文娟一个。我知道的就还有一位王成玉，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节目里，播出了不少的新小说，我的《爱情的位置》、《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就是他组织的，他能请到像董行佶那样的能以声音塑造人物的艺术家来担纲朗诵，使这些小说在群众中的流布更如清溪般畅快致远。那时候绝无quot;红包quot;现象，也还没有quot;炒作quot;一说，这些人士尽全力宣传新作品新作家是出于高度的工作责任心，更是出于由衷的呵护热情，他们使许多我这样的人名利双收，自己却名利双无。随着岁月推移，他们与红火的quot;知名作家quot;的距离渐行渐远。后来很少有人再忆念这些人这些事。记得上世纪末有一回一些同行聚谈，我提起了这几个人，有的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是谁，这倒不算什么，可是就有知道的讲起其中某某的轶事趣闻，涉及私生活，多为尴尬事，边说边笑，大为不屑。即便其所说的全非谣言，也无伤大雅，但自己名利双收，周游列国，甚或还有了官职荣衔，对人家quot;不过还是那么个角色quot;，甚或改换为更不起眼的角色，持此种态度，毋乃有失厚道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