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quot;这是我们背得烂熟的古训。因为没有什么新意，不能为诡奇的新潮文本增色，倒可能令那些只喜欢颠覆风格的读者嗤鼻，有的作家已经很少再加以引用。但我们的双脚，难道应当从这样的道德基石上挪开吗？检讨我自己，也很惭愧。记得1988年我在杂志主编任上，有一天忽然接到谷文娟从美国的来信，说她随在驻美机构工作的爱人暂住美国，希望我们能给她按期寄杂志。我就此事与管财务的副主编商量，都感觉到如果按期给她寄赠，那么相应地就该给另外的许多海外人士寄赠，初步拉了拉名单，因为邮费很贵，单位经费有限，算起来实在吃不消，也就叹气作罢。现在扪心自问，怎么就不能由我个人自费给她按期邮寄呢？不承认是舍不得钱，那么，承认不承认是舍不得时间和精力？更应该承认的，是心里面已经不那么看重她，过了河了，她也不是桥了，自己日理万机，国内海外，要应付的人际丝缕纷乱，对她仅存一份淡淡的忆念，似乎也就仁至义尽了。

    回顾这24年的写作历程，予我有滴水以至更多恩沐的人事真是不少。我真涌泉相报了吗？也许只有一例，那就是冯牧仙逝后，在他家中的遗像前，我献上自己一幅水彩画后，着实发自肺腑地飞泪嚎啕。其实我后来在文学观念上与冯牧已经疏离甚至有所龃龉，但我的登上文坛，他实为第一扶植者，这是永远不能忘怀，也永远不该讳言的。

    细想起来，真要履践以涌泉去报滴水之恩，恐怕也实在很难。滴水算起来总不会很少，自己又哪有那么多泉眼可供喷涌呢？环顾人世，熙熙攘攘，营营苟苟，恩将仇报的事情不少，何处在涌泉报恩？那样的风景实不多见。但与谷大姐的邂逅，毕竟牵出了这许多的思绪，像滴滴清露，还是像汩汩活泉？那天分别时，我们都没有询问记录对方的电话号码，偶然相遇比着意联系，似乎更有淡如水的君子意趣。也许不必涌泉，心存一份善意祝福，而终于相忘于江湖，更是真实的人生，也更符合真实的人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