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异教徒到了明天就成为所有持异见者的大敌。

    加尔文和路德总是谈论新的纪元，那时黑暗之后终归会出现曙光，然而他们在有生之年却一直是中世纪传统的忠实后裔。

    在他们眼里，宽容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美德。他们在没有容身之地的时候，还心甘情愿乞灵于信仰自由的神圣权力，以它作为攻击敌人的论点。一旦仗打赢了，这个深得信赖的武器便被小心翼翼地放在新教徒的废品仓库的墙角，和其它很多善良的意愿一起被当作不实用的东西扔掉。它躺在那里，被忽略，彼遗忘，直到许多年后才从盛满旧式说教的木简后面被翻找出来，人们捡起它，擦去污迹，又一次走向战场，但是使用它的人的本质已经改变，与十六世纪初期奋战的人截然不同。

    不过，新教徒革命也为宽容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倒不是革命本身取得的，这方面的收益的确很小。但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却间接地促进了各个方面的进步。

    首先，它使人们熟悉了《圣经》。教会从未严令禁止人们读《圣经》，但也没有鼓励普通凡人研究这本圣书。现在每个正直的面包匠和烛台制造师终于可以拥有一本圣书了，可以在工棚里独自研究它，得出自己的结论，完全不必担心在火刑柱上被烧死。

    熟悉可以抵消人们在一无所知的神秘事物面前的敬畏利恐惧感。在宗教改革后的两百年见，虔诚的新教徒相信自己从《旧约》中读到的一切，从巴拉姆的驴子到乔纳的鲸鱼。那些敢于质询一个逗号的人（博学的阿伯拉罕·科洛威斯的“带有启发性的”元音点）知道最好别让大家听到他们怀疑的窃笑。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仍然害怕宗教法庭，而是因为新教牧师有时会使他们的生活很不愉快，众口纷坛的责难所导致的经济后果即使不是毁灭性的，也会十分严重。实际上这本书是一个由牧民和商人组成的小民族的历史，但是长期不断地研究它却逐渐产生了后果，这是路德、加尔文和其它改革者未能预见的。

    假如他们预见到了，我肯定他们会和教会一样，讨厌希伯莱文和希腊人，小心谨慎地不使《圣经》落入凡世俗人之手。到头来，越来越多的治学严谨的学生只是把《圣经》当作一本有趣的图书来欣赏，在他们看来，里面的许多描写残忍、贪婪和谋杀的鲜血淋漓令人发指的故事绝不会是在神示下写成的，根据内容的性质判断，那只能是处于半野蛮状态的民族的生活写照。

    从这以后，许多人当然不去再把《圣经》看成是唯一的智慧源泉。自由思考的障碍一旦扫除，被阻塞了近一千年的科学探索潮流便沿着自然形成的渠道奔腾而去，一度中断了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家的成果又从二十个世纪以前丢下的地方重新捡了起来。

    还有一点从宽容的角度来看更为重要，宗教改革把西欧和北欧从一个权力专制中解脱了出来，这个专制尽管披着宗教组织的外衣，但实际上却是罗马精神专制的不折不扣的翻版。

    信仰天主教的读者很难苟同于这些观点，但他们也会对这场运动怀有感激之情，因为它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对他们的天主教义也同样带来了一些益处。本来，天主教会这个一度神圣的名字已经沦为贪婪和暴虐的代名词，所以教会才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扫清这些指责。

    取得的成功还甚为辉煌。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梵蒂冈不再容忍波尔吉亚人了。诚然，教皇和从前一样，仍然都是意大利人，要改变这种规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如同古罗马时期受信任的大主教们在选举教皇时要是挑上一个德国人、法国人或其它任何一个外籍人，下层百姓非把城市闹得天翻地覆不可。

    新教皇的选举万分慎重，只有最德高望重的人才有希望当选。新主人由忠诚的耶稣会会士辅佐，开始彻底的大清洗。

    放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