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下半叶，日耳曼大学里的波兰学生迅速增多，这引起了维藤贝格和莱比锡当权者的注意。学生们开始提出质问。接着，事态发展到由波兰教会管理的克拉科夫波兰学院一垮到底，可怜的波兰人要受教育就必须背井离乡。不久之后，条顿大学受到新教旨的影响，华沙、拉杜姆和琴斯托霍瓦的学生也随之入流。

    他们功满还乡的时候，已经是羽毛丰满的路德派了。

    在宗教改革的前期，国王、贵族和教士要消除错误思想的传播还很容易。不过这样的措施要求共和国的统治者必须团结在一项明确普通的政策之下，这当然很矛盾，因为这个奇怪国家的最神圣的传统是，一张反对票便能推翻一项法律，即使有国会其他所有议员的支持也不行。

    不久之后，那位著名的维藤贝格教授在宣扬他的宗教时又搞了一个经济副产品，那就是没收所有教会的财产，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肥沃平原上的博尔劳斯家族、乌拉蒂斯家族和其他骑士、伯爵、男爵、王子和公爵，都明显倾向另一种信念，即口袋里要有钱的信念。

    随着这个发现，出现了为修道院的真正领地而进行的非神圣的抢夺，造成了出名的“间歇”，自从有人类记载之时起，波兰人就是靠这种“间歇”拖延思索时间的。在这期间，所有权力都按兵不动，新教徒便利用机会，不到一年就建起了自己的教堂，而且遍布全国。

    当然，新教长之间的争吵最后又使农民回到教会的怀抱，波兰又成为天主教的一个坚固堡垒。可是到了十六世纪下半叶，波兰获得了允许各种宗教派别并存的许可证。西欧的天主教和新教开始了杀绝再洗礼教徒的战争，残存者便向东逃窜，最后定居在维斯杜拉河畔。正是这时，布兰德拉塔大夫拿到了索兹尼关于耶稣的书，表示想认识作者。

    乔古奥·布兰德拉塔是意大利人，医生，而且多才多艺。他毕业于蒙彼利埃大学，是出色的妇科专家。他从始至终都桀骛不驯，却很聪明。他象当时的许多医生一样（想一想拉伯雷和塞维图斯），既是神学家又是神经病专家，扮演的角色时常更换。他成功地治愈了波兰皇太后的病，她原总是有幻觉，认为凡是怀疑三位一体的人都错了，病愈后开始悔恨自己的错误，以后就只判决赞同三位一体教义的人。

    这个好母后已经死了（是被情人杀死的），她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当地的贵族，布兰德拉塔作为医疗顾问，在政治上发挥了很大影响力。他知道内战已是一触即发，除非采取行动终止宗教上的争吵，于是他尽力想在对立教派之间竖起免战牌。但是达到目的需要一个比他更精于错综复杂的宗教论战的人。他灵机一动，想起了写耶稣生平的那个作者。

    他给索兹尼写了一封信，请他东行。

    不幸的是，索兹尼到达南喀尔巴阡山的时候，刚刚公布了布兰德拉塔私生活中的一大丑闻，那个意大利人也已被迫辞职，到无人知晓的地方去了。索兹尼留在了这个遥远的土地上，娶了个波兰姑娘，一六○四年死在那里。

    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年是最为有趣的阶段，因为这时他具体表达了他的宽容思想。

    十六世纪后半叶是大量出版宗教问答手册，进行信仰、信条和教旨告解的时代，在德国、瑞士、法国、荷兰和丹麦，人们都在写这些东西。可是各地印刷草率的小册子都表明一个糟糕的信条：他们（也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真理，所有宣过誓的当政者的职责，就是支持这个特殊形式的真理，用剑、十字架和火刑柱惩处那些肆意信仰其它劣等真理的人。

    索兹尼的信仰具有截然不同的精神。它一开始便开门见山地说，它的真正意图绝不是和别人吵架。

    他继续说道，“许多虔诚的人有理由地埋怨说，现在已经出版以及各个教会正在出版的形形色色的教义和宗教手册是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