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不及哲学的发现所给我们的满意。最后，我们还可以说，在支配行为适应人生方面讲，哲学的研究，要比眼在指导步履方面还更为迫切需要。畜类因为只有身体可保存，所以它们只是不断地追求营养的物品；至于人类，他们的主要部分既然在于心灵，他们就应该以探求学问为自己的主要职务，因为学问才是人心的真正营养品。此外，我还相信，许多人只要希望在哲学方面有所成功，并且知道自己在哲学方面的才能只到了何种程度，则他们一定不会在研究哲学时有什么失败。任何卑鄙的人心，亦不会一往不返地固囿于感官对象中，不能稍有一时弃掉它们来追求较高的好事，虽然他也往往不知道如何才是好事。就是幸运的最大宠儿(富贵尊荣的人们)亦同别人一样，不能免于这种追求。不但如此，我还相信，这类人虽然享有这些好事，可是他们还深深叹息自己得不到更伟大、更完全的善。不过所谓最高的善，若但就自然的理性所指示的而论，而不就信仰的光亮所指导的而言，这种善正是我们借第一原因所知道的真理，也就是哲学所研究的那种学问。这些特殊情节既然是分明真实的，所以我们如果想使人们相信它们的真理，只有把它们原原本本叙述出来就是。

    不过人既然经验到，自夸为懂得哲学的人们往往比从来不研究哲学的人们还不明智，还少理智，因此，他就会不肯同意我这些学说。为解除这种疑惑起见，我想我已在此处约略地解释了，我们现在所有的科学内容如何，我们的智慧究竟达到哪些等级。第一级智慧所包括的意念，本身都是很明白的，我们不借思维就可以得到它们；第二级包括着感官经验所指示的一切；第三级包括着别人谈话所教给我们的知识；此外，还可以加上第四级，就是读书，不过我所谓读书只是说读那些能启发人的著作家的作品，而不是说读一切作品，这种读者亦正仿佛是我们同作者谈话一样。据我看来，我们寻常所有的知识，都是由这四种途径获得的。在这里，我并不把神圣的启示归在这些途径之中，因为它不是循序渐进地指导我们，而是立刻使我们升到确定的信仰。

    不过在往古来今，许多天才都曾努力找寻第五条达到智慧的道路--比其余四条确定万倍，高妙万倍。他们所试探的途径，就是要寻找第一原因和真正原理，并且由此演绎出人所能知的一切事物的理由。哲学家的头衔多半是授与这一类人的。我觉得，直到现在还不曾有一个人完成这种事业。著作流转于后代的首要的哲学家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过他们两人亦无甚差异，所差异的只在于他们一为坦白，一为不坦白。柏拉图追踪其先师苏格拉底的后尘，坦白地承认了自己原不能找寻出任何确定的事理来，而且他只是把自己所认为大概可靠的事理写出来，亦就算了；为了这个目的，他只想象出一些原理，努力以之来解释别的事物。至于亚里士多德的特点则是没有那样坦白，他虽然给柏拉图做了二十年弟子，而且他也没有什么胜于其师的原理，可是他的讲学方法一反其师之所为，他往往把自己大概也并不能认为真实的事理，说成是真正而确定的。不过这两个人，因为已由前述四种方法得到许多见识和学问，而且这些特长又把他们的权威弄得高不可攀，因此，后来继承他们的人们只愿意信服他们的意见，而不肯亲自来追寻一些更高明的意见。他们弟子们所聚讼纷纭的主要问题是：我们还是应当怀疑一切事物，还是应当确认一些事物。这种辩论使他们双方都陷于极荒谬的错误。因为主张怀疑的那一部分人，甚至于怀疑到人生的行动，以至忽略了支配行为的日常规则；至于主张确信的人们，则以为确信必须依靠感官，因此，他们就完全信托感官。伊壁鸠鲁主张此说最力，据说，他甚至敢于违反一切天文学家的推论，说太阳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大。

    真理是两方面的人所持意见之间的一个中项，因此，我们就看到